近代四柱论命体系及其沿革

原标题：近代四柱论命体系及其沿革

自从唐代殿中侍郎李虚中较高系统的综合年、月、日、时四柱用以推论人命以来，迄今也已一千多年了，虽说命理哲学并非一门正规的经世之学，然而这一千多年来，涉猎命学之文人雅士也不在少数，故至今仍能留传下许多星命典籍，供吾辈参研学习，我们今天能有幸窥前贤遗学，实在应感念历代先人长期辛勤付出的无数心血。

中国传统的预知学术不止四柱命学一种，然而四柱命学却是所有预知学术中，最合乎推理逻辑的一种。除了四柱命学之外，在我国流传较广的预知术尚有卜筮、相法、星宗、斗数、神课等，虽然是术出多门，不过其所追求的目标却大抵是一致的，即希望预测命运之准确度达到最高之境界，故而难免会发生各种法术互相参酌辅弼的情形，譬如研究八字的人有可能佐以相法：研究斗数的人有可能佐以八字；研究相法的人有可能佐以卜筮。此原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甚且可说，这种为追求完美理想而参佐其它学术的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则动力之一。只不过这样一来，住往导致论命体系的混乱，益增后学研习之困难；尤其是许多人不知先需精修一术为本，而后始参相关之学为佐的道理，本术未精，即竞相东参西佐，东拼西凑的杂然套用，如此非但对突破原有术业瓶颈无益，而且最终势必将深受其害。

在先贤李虚中之前，中国即有预知术之流行，只是当时较偏重于巫祀、卜筮及星学、相术而己，像考古学上已获证实的殷商甲骨文物之记载，显示在夏商周三代已甚盛行龟卜及筮术，而卜筮之术一直到汉代尚很盛行。史记中会经记载汉朝名士贾谊，才名远播，本不信命运之事，却也曾找司马季主问卜；春秋时代的著名辩论家墨子，智超群伦，更不信命运之说，可是当他失意的时候，也曾去看过相；战国时代的名臣屈原，在他被放逐之后，有感于前途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也曾往见郑詹尹占卜吉凶，由此可知，唐代中叶以前，卜筮与相术是非常普遍流行的。

到了唐代中叶以后，四柱命学和紫微斗数便逐渐兴起，而奠定四柱命学基本理论的最大功臣应推李虚中与徐子平两位先贤；奠定紫微斗数基本理论的原始鼻祖则应推张果与陈博(博一说“搏”)两位先贤了。由于四柱命学与紫微斗数类属同一时代所改良创制之命术，是故自宋代之后，常有星、命混为一谈之错综现象。

尤其四柱命学除了牵涉到星宗的部分观点之外，尚承袭著战国时代的纳音及汉唐两代所增添发明的众多星宿神煞，与干支格局排列组合之特殊看法，此种初期的四柱论命体系维持了一段甚长的时间，直到明代之后，又有一大转变。我们可从刘伯温注的《滴天髓》 、万育吾著的《三命通会》 、张楠著的《神峰通考》 、陈素庵著的《子平约会》 、沈孝瞻著的《子平真诠》等命学名著中明显窥出，自明代以降，四柱命学的推论的方法，已演变到专取命格仇用喜忌(简称用神法)之高难境界，而干支的纳音，神煞及片面干支组合之看法，则已逐渐沦为次要之参佐地位了。

用神确实开创了近代四柱论命体系之新纪元，它的价值与成果，如今早被多数命理学者所肯定，只是由于用神法多为文人雅士参与推广，因未能深入接触低阶层的大众，故其立志难免囿限于中上阶层之范围，而时常令人觉得有推上有余，论下不足之感慨。

事实上，在前述的刘、万、张、陈、沈诸贤之时代，民间江湖上仍流行着许多实用方术，只因一般术家私心作遂，故每不肯轻易泄漏其一派承传之论命窍门及心得，致使某些有心整理或发扬命术之知识份子无法悉数尽得存在的于民间江湖上之推理诀窍，因此让人感觉用神带有浓厚的“唯富贵是命”之偏颇论调。这些留有典籍传世的知识份子，许多尚为当朝的官宦儒仕，像其中的刘伯温(基)是明朝开国功臣，万育吾(民英)是明朝进士，张楠(神峰)是明代文人，沈孝瞻中清代进士，陈素庵更官至清朝内阁大学士，而用神法几乎是全赖这几位行贤并手胝足发扬光大起来的。

虽说用神法仍有某些无法克服之小缺点，然而客观存它却可称是最合乎现代逻辑推理精神的论命技巧，也是千余年来最具有魅力的一种命体系，无怪乎它能为现代的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造成风行。

我们都知道，“推理”是一切哲学之母，而“哲学”又是一切科学之母；换言之，没有推理，就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就没有科学，由此可见“推理”的重要性。用神法既是具有高度的推理技巧，那么其所下之结论当然也必较为客观合理，能切合现民智大开的社会需求。所以，本讲义今后对于论命方法及其体系之决择方面，除了重视“五行六神”之介绍外，仍将着重于用神法之阐扬。

刚才提到的“五行六神法”，又称神形法或神形术，它也是一种不常见诸于典籍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推命技巧，我花费了很大一番功夫才收集到它的资料，并将其做有系统的整理，并于高级课程中详为介绍给大家认识。用神法与神形法二者其实是一体之两面，只不过前者较偏向于“格调、意境”，所言者大多属于较高层次之命运吉凶范围，后者则较偏向于“物质、形象”，所言者大多属于切身人事物之琐碎细节范围，这些都将在日后陆续与各位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