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03 14:28:09
1970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个名叫严宏昌的青年农民，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孩子。
可这个孩子的降生，并不能让抚平他紧皱的眉头。
原因无他，家里没粮。
迫于生计，过完年，农历二月初二，严宏昌两口子决定带着孩子去要饭。
两边家庭都不太放心这刚结婚一年多的夫妇离家，最终严宏昌带上妹妹，妻子则有孩子的姥姥与舅舅同行。
5个大人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孩子，买了站台票进到车站，一路扒车到了怀远县。
到了怀远，住哪？严宏昌找到了一间牛棚。
可牛棚是有人看守的，看牛人不允许他们住下，叫来了生产队长。
严宏昌等在牛棚外，双手紧攥。他紧张极了，生怕生产队长说一个“不”字。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生产队长看看他们这一家子，眼神从佝偻着脊背的姥姥，移到瘦瘦小小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他让3个女的住进了他家，两个男的可以住牛棚。
有了住的，就要找吃的。可严宏昌这个大男人，实在抹不开这个脸面——他还是初中学历，在那个年代算高学历知识分子。
于是，连续4天，都是女性出去要饭，孩子姥姥把要来的馍送到牛棚，严宏昌就负责把家人要来的馍吊在牛棚里储存。
屋漏偏逢连夜雨，好不容易要了几个馍过来，谁知接连几天下雨，牛棚挡不住雨，要来的馍都发霉了。
自己饿一饿倒是没什么，可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看着他们面黄肌瘦的样子，严宏昌都快压抑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妻子望着发霉的馍，摸着怀里瘦巴巴婴儿的小脸，情绪也爆发了，指着丈夫的鼻子破口大骂。
浑浑噩噩之中，严宏昌脑子里只剩下了两个字——
尊严。
念书的“恶果”
40多年前乡村的贫困状况，现在的人们似乎都难以想象。即便是当事人，再回想起以前的日子，“贫困”也变成了概念，失去具体形状，能拼接起来的，只是一件件往事。
那时候的农村，极其看重工分。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都不知道“工分”这个词汇，可对于40多年前的中国农民，“工分”就是钱。
怎么获得“工分”？干农活。
七八岁的小男孩，如果给村里放牛，差不多每天可算2个工分。
以小岗村为例，40多年前，一天10分的满分工分，好年成大约可折算成7～8分钱，差的时候就只有5分钱。那么那个放牛的孩子折下来，能够每天收获1分多钱。
这是不可忽视的一笔收入。
念书？不当吃不当喝，有1分钱好吗？在当时，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所以，跟严宏昌年龄差不多的村里人，多数都是文盲。
严宏昌1969年在小溪河中学读完了初中。他家7个兄弟姐妹，除了他这个老大读完初中，再就是小他19岁的最小的弟弟读完高中，其他都没有文化。
严宏昌的父亲也是文盲，能够奇迹般坚持着让大儿子读完初中，是一次屈辱后的决心。
稍早的一个年份，严家有个好年成，秋收后家里余粮比往年要多一些，村上的干部希望他多交一些公粮，把干部的那部分也给交了。
严父当然拒绝了这一提议，干部就当着严父的面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乡里的领导。
严父很珍惜地藏好这封信，以为是宝物，去乡里找到书记。书记一看就笑了，问严父交了公粮没有，接着给他念了这封信:严某不交公粮，建议严肃处理……
这一事件成为严宏昌读书的契机，但读完书的“恶果”却是让他有了“尊严”的意识，放不下讨饭的脸面。
挂在牛棚梁上的那些馍，是严宏昌第一次“参与”要饭的收获，他的本意是舍不得自己吃掉，想全部带回家大家来共享的。可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妻子的愤怒与争吵引来了当地的村民，当时大家并不满意他们的情绪：“你们都穷得出来要饭了，还吵什么？”
妻子解释，她是生气自己的丈夫，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也穷得要出来讨饭……虽然妻子没有文化，可她的解释足以说服别人。
村民们于是问严宏昌，愿不愿意去跟他们一道挖塘？一项只管吃饭却没有工钱的工作。
“只要不要饭，干什么都可以。”严宏昌当然乐意。
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他生命的一次转折。
挖完塘，当地人又问他可愿意去挖藕？挖一斤1分钱。
挖藕是一项技术活，它需要用脚从水底找到藕，水深时要用脚从淤泥里将它勾出来。最深的时候，水面齐胸，稍稍掌握不好平衡，就可能整个身体倒进水中，连头发上都会裹满烂泥。
严宏昌将这项技术活做得好极了。
挖塘挖藕，又帮他找到了修铁路挖土方的机会。如此反复3年，严宏昌很幸运地进了建筑队，开始在铁路各车站建房子。
这是完全与农民生存不同的世界，建筑队里的小工每天的工钱也有1元钱，成为技术工，三级是每天1.61元，四级是2.02元，五级甚至达到3.27元。
40多年前的价格体系，严宏昌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后来，他做到了五级工，甚至成为凤阳县里的一个“小包工头”。
为丈夫拉不下脸面讨饭而愤怒的妻子，自然也很支持。1977年，严宏昌最高时一个月可以往家里带回200块钱了。严宏昌于是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
为求活命的“生死状”
摆脱农民的活法，不是没有成本。严宏昌每个月需要向小岗生产队交15块钱“赎”回属于自己的时间，这笔钱是队里重要的“公共财政”来源。
1978年，生产队希望严宏昌回来当干部。
那一年，安徽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岌岌可危，百姓愁思百结，大批农民为生存扶老携幼、逃荒要饭。
一个月能交15块钱的严宏昌，成了全村人的希望。
背负着如此重担，严宏昌紧张且压力重重。看着村里为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出门讨饭的乡亲，严宏昌问自己：“我们有手有力气，我们有小岗这片土地，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他找到村里的长辈，问小岗村究竟该怎么干?年龄稍长的人告诉严宏昌，“只要能将地分给我们干，我们都能保证能干到粮食够”。
当时，包产到户人人想干，但没人敢干，严宏昌还是决定赌一把。
作为村里的副队长，他告诉每家每户，让当家做主的留下来，家里其他人出去要饭。
1978年11月24日，严宏昌将18户人家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召集到了会计严立华的家里。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严宏昌写下了一张“生死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他们商量好，要是谁倒霉了，剩下的人排着去给他送牢饭，并把小孩养活到18岁。
按照计划，村民们打算先瞒一年，等到有收益的时候再汇报。
“如果说不准我们干，我们到那时候犯罪，叫我去坐牢，叫我去杀头，这是我们的命。”严宏昌说。
生死状签订当晚，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就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
大家都打了鸡血一样，天没亮就出去劳作了。
第一年秋收，小岗村的人就知道，他们做对了。
以花生为例，小岗每年要上交油料的指标是147斤，以前从来没有完成过，这年种花生，油料却卖了3万多斤。而且，粮食收成也达到创纪录的13.9万斤。
小岗村的事迹很快传了出去，1981年，全国正式放开包产到户，1982年，实行了24年的人民公社宣告解体。
这18位农民在昏黄煤油灯下按下红手印的那一刻，绝对没有想到，他们按下了整个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
大家都太穷了，不能再守着本本不放了，要想富，我们自己先要改革。
邓小平也这么想。
他把副总理谷牧叫到办公室说：“我们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你替我走一趟欧洲和美国，告诉他们中国要改革了。我年纪大了，就跑中国近一点的地方。”
此后，谷牧去了欧洲和美国，邓小平去了日本和新加坡，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就此吹响。
严宏昌不清楚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但他清楚，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了。
一意孤行办工厂
1984年，严宏昌向妻子要了3000元钱，说要去买收割机。在村里人看来，他这笔钱纯粹是出去玩了一趟，而严宏昌说：“我要去外地看看其他的农民是怎么样的。”
震动他的是浙江的瑞安。
他简直无法相信，这里的农民竟然抽3块钱一包的烟，而在凤阳是当上县里的官，才可能抽“红三环”——0.82元一包，带过滤嘴的香烟。
在安徽2分钱一包的火柴，在这里要卖3分半。严宏昌掏出1块钱买一包火柴，结果等了半天也不见对方给找零钱，询问起来，小店的店主说：“我们这里不用分币了，要不你买3包或者买30包。”
观光与猎奇不是严宏昌此行的目的，真正打动他的也不完全是农民抽如此昂贵的香烟，瑞安几乎户户农民都有自己的小工厂才是严宏昌的兴趣所在。
严宏昌在一位叫张顺贤的瑞安农民家吃了顿饭，说起家庭收入，在家里搞塑料生产的张顺贤很实在地告诉他：“我的收入在这里算一般，大约每年能挣70来万元。”
80年代，年收入70多万！别说当时的严宏昌，哪怕是此刻的我们，内心也是震撼非常。
严宏昌在瑞安乡下一个村一个村转下来，想清楚了，农民种地只能管个吃饭，要挣钱必须要搞工业。
住在瑞安乡镇的小招待所里，严宏昌头脑里已经想出回家干什么工业。凤阳县有磷肥厂，也有化肥厂，这都需要大量使用编织袋，但凤阳却没有能力生产编织袋。
在严宏昌缜密的计算里，原料与机器成本、加工工艺以及销售利益……这真是一个挣大钱的机会。接下来的行程，目的已经明确。
回到小岗，去地里找到正在干农活的妻子，严宏昌很兴奋：“今天别干了，回家烧饭，中午我要请人商量大事。”
村里重要的人物在这天中午都被严宏昌请来家里，严宏昌开始叙述自己的见闻与梦想。
可是，他的故事的“真实性”却深受村民们的质疑：“你说那里抽3块钱一包的烟，可是市场上哪有这么贵的烟卖啊！”
村民们菜也吃了，酒也喝了，结果却不妙，没人相信严宏昌描绘能赚大钱的编织袋生意。队长严俊昌更是斩钉截铁：“农民的钱只可能从地里出，要搞你自己搞，我们不搞。”
对这事更恼火的是妻子。当时家里最小的孩子已经4岁，5个孩子挤在茅草屋里已经转不开身，他们夫妻俩只能在土墙上挖出两个洞，搭个小阁楼住。此刻，建房子才是她最大的心愿，生产编织袋，建房子的钱又不知什么时候才攒得齐。
严宏昌的加工厂到底还是办起来了，甚至还租用了别人家的房子放机器设备。第一趟生意做下来，就把自己的投资收了回来，或者说，挣足了钱。
1989年，严家终于可以实施建房的梦想。
当时安徽农村建房一般升级程度是由茅草房到瓦房，而严宏昌却是要建钢混结构的楼房。
建房是农民终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感来源，直至现在，严宏昌还颇为自得:“我这个房子的风水，还是万里给看的呢！”
严宏昌的新房建在那3间茅草房的东面，当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小岗视察，曾指着这块地希望他能盖上大房子，这就是万里看风水之解释的事实基础。
小岗人都说严付昌“轴”，好抬死杠。确实，从他一意孤行办加工厂的事情，就可以看出其性格“轴”的一面。
严付昌不仅对事业“轴”，对家人也“轴”。他曾对女儿说：“如果能考上本科，我借钱也让你读;要是专科，算了，绝对不让去，去打工！”
或许，正是这股压力，让他的女儿成为小岗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大学生。
2018年3月22日，安徽滁州，如今健在的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小岗村村头合影
后来的日子里，严宏昌当过村主任，曾任镇工委副主任，还是当年凤阳县仅此一位的省人大代表，其层级已经跳跃而非递进了。
可在他看来，比起省人大代表与镇工委副主任，还是村主任这个位置更让他觉得重要。
严宏昌村主任的故事在笔记本上记录的是一连串的企业与项目：
一个冶炼厂，对黄金白银的废料再加工提炼;
一个日本投资的养鸭场;
一个ABS项目与尾气排放控制项目;
一个汽车配件厂;
一个柴油机钢盖厂;
一个电梯配件厂
……
这些都是严宏昌竭尽全力努力过的招商引资项目，但很难说哪个项目真正成功了。
严宏昌认为，成了一村之主，才可能把企业搞起来。但结果却并非如此简单。
从小岗出发，往北到梨园村，接着往北再往西，经过板桥镇、临淮镇，大约20多公里，抵达凤阳县城。如从凤阳到达自己区划所在的滁州市市区大约两小时汽车路程，而到另一城市蚌埠，20分钟不到。
凤阳既已偏远，小岗之偏远更胜一筹。坦诚说，小岗的区位劣势实在太过明显。当地人都说：有些项目原以为到小岗这样一个有名的地方来，会得到政策上的支持，但来了发现并不是这样，多数就选择放弃了。
这自然是现实。所有的现实严宏昌都一一经历过，却仍然挡不住他的梦想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思维体系。
有人问他：“如果工业或者办企业是一个目标，就这个目标而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点失败呢？”
他笑了笑，带着一些不经意，说：“也许用‘奋斗’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