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易经》的杨振宁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些现代科学事实

排斥《易经》的杨振宁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些现代科学事实

近代物理学界的知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曾经断言，是中国文化的模糊性思维特征，影响了中国近代的科学思想萌芽，并明确认为《易经》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阻碍近代科学萌芽的罪魁祸首。

虽杨振宁发表这样的讲话已经过去了14年，但作为一个在自然科学领域举止轻重的人，用这样的观点探讨人文思想，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母国文化的态度和思路，至今想来仍然让人感觉惊诧。

从最新的研究成果看，《易经》最早是一部占卜书，具体成书时间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而无法考证。但学术界大体认为《易经》应该萌芽于夏商之前，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的符号语言体系逐步开始趋于成熟的时期。也有一种猜测更有可信度，那就是认为《易经》应该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由无数的华人始祖不断积累占卜的卦象，根据预测结果与事实不断修正卦辞，逐渐积累起来的，是群体长时间的作品，绝非一人一时之作。至于当前某些易学家宣称的《易经》是外星高等文明传授给人类的提法，显然过于夸张和荒诞。

《易经》成型后的六七千年的时间里，无数人对这部充满了神秘色彩的著作心往神驰，意图可以破解其中蕴藏的远古华夏民族的人文密码，揭开那段再无文字记载的历史谜团。解读《易经》，首先遇到也是最大的阻碍就是语言的阻碍。由于时隔久远，语言又是一个不断进化、变异、分化信息系统，即使在同一时间，汉语就显现出“同字不同意，同意不同字”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更何况经历数千年的字形、发音、字义、语法的变迁，《易经》中那些卦辞就越来越让后世的人感觉艰涩难辨。不会读、读不懂，只能凭借猜测甚至臆断，这部神秘莫测的上古书籍就被人冠上了“天书”的称号。

反过来说，这种缺乏确定性猜测，也给后世研究《易经》的人留足了发挥的空间，所以《易经》的研究就呈现出异彩纷呈、派别繁盛的壮阔景象。其中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流派，当属易理、占卜、堪舆三大派别。其中易理派又形成了更多分支，例如中国传统医学，就充分借鉴了易经中的阴阳五行八卦学说，形成了独特的阴阳辩证思想和诊断、治疗特色。现代还有一些易学家认为《易经》是人类最早的一部文学史诗，记载着一场上古时期缠绵悱恻、恩怨交错的爱情故事，并将它“翻译”出来，写出了一部有一定可读性的小说。这也是见仁见智，对此不作评论。

众多的“易经粉”里，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孔丘，他曾经“韦编三绝”地翻读和研究《易经》，并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和思想，为《易经》撰写了注疏。孔丘的注疏“十翼”和《易经》本身一起被称为《周易》。孔丘解读的《易经》从此成了儒家经典，被奉为“百经之首”。但《易经》并没有从此成为儒家的专享。学术界达成共识的儒道同源，既有孔丘曾经问礼于李耳的史实，也有《易经》同时是道家经典的明确例证。毫不夸张的说，道家的所有思想都建立在《易经》的模型上。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道家思想既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深刻的影响则体现在化学、医学、建筑、制造、水利自然科学领域，道家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之祖”。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四大发明”的诞生，中国数千年丰富多彩、积淀深厚、璀璨夺目的物质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道家思想，也就是《易经》所提供的思维模型。从这个角度说，杨振宁断言的《易经》是中国科学思想萌芽的阻碍说法显然就过于武断。

也有人解释说，杨振宁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偏多的现代物理学家，可能并不曾仔细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和中国的古代思想史，提出这样的论断并不稀奇。但《易经》对于现代科学特别是所谓的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特别是几个事关重大的事实，杨振宁不该漠视或者不知。1701年，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受《易经》中六十四卦的变化和阴阳爻的启发，发明了二进制运算模型，从而开启了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大门。阴阳爻相当于数学中的“0”和“1”，六十四卦从0到63这64个数字，构成了完整的二进位制数形，数学上称之为八阶矩阵。1957年苏特兰德发现了环腺一磷，1963年普莱斯发现了环鸟一磷，二者在维持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1973年，戈德伯格根据《易经》的阴阳学说，提出了生物控制的“阴阳假说”，认为环腺一磷与环鸟一磷就是人体内的两个对立的调解系统，与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阴阳学说非常相似，极有可能就是人体阴阳系统的物质基础。

当然，这些科学家依据《易经》得出的研究成果可能是歪打正着，也很有可能与《易经》的真正奥义相去甚远，甚至毫不相干，但《易经》给予他们的借鉴意义和启发是显然存在的。当然，杨振宁可以坚持认为《易经》不会有益于自然科学研究，但这几个典型的事例就充分说明，《易经》至少不应该是中国科学思想萌芽的阻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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