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9-21 18:20:11
《阿涅斯论瓦尔达》是由阿涅斯·瓦尔达执导的纪录片，记录的是瓦尔达在各地的电影讲座。
在《听瓦尔达说》中，她总结了电影创作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关键词：灵感、创意与分享。在瓦尔达的作品中，这三个词常常是相辅相成的。
对笔者而言，瓦尔达与其他导演最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她处理灵感的方式。她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令人意想不到的主题。但她的作品更迷人的地方在于，她从不局限于事先划定的主题。
她总能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从既定的主题发散开来，而这些发散出来的元素，却又总是与影片的主题存在着有趣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作品“千变万化，却又万变不离其宗”。
正因如此，观看她的电影，总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总能让我们切身地体认“日常生活中的惊奇”。她影片中那些具体的手法，可以说都是服务于这一观感的。
首先，她形式最为精巧的那些作品，几乎都具有某种“知识考古学”的意味。这个词出自福柯的著作，否认具有超越性的主题，转而以空间横断面作为基准，追溯某一现象的衍生过程，探讨该现象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
用这个概念来讨论阿涅斯·瓦尔达的《尤利西斯》（1982）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合适不过了。这部影片从瓦尔达1954年拍摄的一张照片切入，照片中有一个男人、一只山羊和一个小男孩。
镜头在这张照片上不断地寻找新的重点，并通过访谈与导演本人的口述等方式，来还原当时的情境。于是，从这张简单的照片中，渐渐流淌出无数的记忆、故事与思考。
虽然像这样从一张照片衍生出来的影片，已经有戈达尔的《给简的信》（1972）这样精彩的先例，但瓦尔达相对温和的立场，也让她创造出了思绪更自由、层次更绵密的考古影像。
《给简的信》是一部纯粹的政论电影，目标明确、效果显著，而《尤利西斯》则带领观众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不断去探索更广阔的的时空。
瓦尔达作品中的这种倾向，其实非常适合短片这一形式。因此，在《女雕像物语》（1984）和《走近蓝色海岸》（1958）这样的影片中，我们便随着她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雕像、蓝色海岸，看待这些我们本已经习以为常的事物。
当然，在这类作品中，最为纯熟的想必仍是那部著名的纪录片《拾穗者》（2000）了。这部影片从米勒的名画《拾穗者》出发，以“拾荒者”为命题，捕捉了当代法国拾荒者的影像。
在《拾穗者》中，画中的农民、被展出的名画、捡拾废弃物的贫民、捡拾“废弃影像”的瓦尔达，产生了一系列极为有趣的连锁反应。这部影片完美地诠释了瓦尔达创作“命题作文”、建构微型宇宙的能力。
瓦尔达影片中的第二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纪录片与剧情片的结合。提到这一特点，我们自然会想起让·鲁什这样的人类学导演。而毋庸置疑，瓦尔达同样是拍摄这类影片的大师。
事实上，上文中提到的纪录片《拾穗者》，就蕴含着她大量精巧的构思与设计。纪录下真实的影像，然后发散开来，为这段影像赋予更多的意义，正是瓦尔达最为擅长的东西。
《纪录说谎家》（1981）这一片名，其实就体现了瓦尔达对纪录片的理解，她的纪录片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真实”，也有可能在说谎。这部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作品，从偶然中寻找推进“剧情”的线索。瓦尔达极为敏锐的感知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类影片中，最为迷人的，想必就是瓦尔达为著名演员简·伯金创作的传记片《千面珍宝金》（1988）了。在那部影片中，简·伯金千变万化的形象，在瓦尔达别出心裁的拼贴之下，被赋予了梦境般的质感。
瓦尔达的纪录片拍得像剧情片，剧情片也拍得像纪录片。她也在《听瓦尔达说》中提到，她在拍摄虚构的影片时，常常会添加一些带有纪录片特质的元素。
如果说《拾穗者》是她最著名的“剧情纪录片”的话，那么《天涯沦落女》（1985）就是她“纪录剧情片”的代表作了。这部讲述流浪者的影片，采用了大量纪录片式的移动长镜头，为这部影片赋予了几分真实的质感。
有趣的是，瓦尔达指出，她在这部影片里使用的推轨镜头，大多是从右往左移动的；而在一般的影片中，人们习惯从左往右移动的推轨镜头。她通过这种逆反性的手法，对“现实”进行了风格化的重组，我们既看到了她所记录的现实，也看到了她读解现实的方式。
上述的两个特点——“知识考古学”式的结构，与“纪录+剧情”的视听风格——共同造就了瓦尔达的影片极为独特的观感。观看她的影片，就像是和她一起踏上旅程，我们知道自己的起点，但不知道自己的终点——因为意外在不断地发生。
在《脸庞，村庄》（2017）的最后，她没能敲开戈达尔的家门，这或许是一场意外。但有趣的是，这场意外却让这部影片显得更加动人。
我想，这位绝顶聪明、可爱的导演，到了死后的世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意外，都一定能够找到她的解决方法。毕竟，她一向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