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1 09:20:08
如果说文革之前的“气功热”，其目的主要是弥补当时医疗资源的短缺，那么文革后的“气功热”则掺杂了“信仰”的某种潜在需求。因为在整个80年代的“气功热”当中，气功一方面开始与各种“特异功能”的实验结合，演变成一种带有科学实验性质的人体科学；另一方面，气功热也带来一种令人惊讶的社会现象，即某种近乎民间宗教的“迷狂”性格。
在当时的“气功热”中，争议最为激烈的就是“气功”所引发的“特异功能”是否为“科学”，这一论战吸引了气功师、科学家、媒体人的介入，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为热烈的事件之一。从“气功热”到“生命科学”，进一步随着媒体关于特异功能的报道，使得“气功”的讨论演变为一场“科学”与“伪科学”的争论。
对于公众而言，“气功热”背后蕴含的讯息其实各不相同，由于“气功”兼具养生、医疗、乃至“准信仰”的特色，因此这股气功热潮的接受者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动机与目的。在这中间，大量的气功爱好者非常看重的是“养生”与“医疗”——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公众开始对健康以及寿命越加重视，这种“世俗性”的幸福认知，使得养生成为非常流行的时尚。
当时的气功练习，大部分以“生命科学”的形式来进行推广，这显然因为“科学”是比较能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符号系统。但从气功热的内部来看，当时的气功修炼方法，其实广泛融合了佛教、道教乃至武术的修行技巧，其修行的方法与目标都与正统佛教和道教均有相当大的差异。
整体来看，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当时的科学界与气功界乃至宗教界对此都有自己的解释，如气功界人士将此现象视为某种“神秘化的意念能力”，而科学家们则将此视为“生命科学”的未知领域。不管如何，这场争论表面上是“科学”与“伪科学”的相互纠缠，从社会层面来看，是文革期间被压抑的“宗教信仰”需求，被以一种“类科学主义信仰”的方式释放出来，澎湃汹涌，不可遏制。
如此种种，都可看出，在80、90年代的全国各地，乃至上海，“气功热”都逐渐开始偏离本意，逐渐发展为各种形式的“气功宗教”，而且还夹杂了许多骗局。一种原本追求“养生”的养身术，却由于信仰的偏执化，而演变成一种迷狂的“类宗教”。
从“养生”到“类宗教”，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种信仰危机，大家从一种政治化的情绪中抽离出来，转而开始追求现世的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健康延寿”，这种对于肉身的强烈关注，背后反映了中国人强烈的“自然主义生命观”，即相信此世的生命最为重要，死亡的问题则通过延长寿命的种种方法加以搁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