溅血贝叶今何在？

张南南 / 文

一场斗殴引出一桩杀僧劫宝案

2011年7月，新疆某建筑工地一男子因生意纠纷殴打他人，被当地警方带回警局调查。起初并未当作大事，但采集指纹、例行比对后，发现与1990年10月重庆双桂堂命案现场遗留的指纹吻合。再经提取DNA勘验，最终确定此人正为21年前杀人潜逃的凶手蔡仲义。

重庆梁平双桂堂老山门（武圣殿）

顺治十年（1653）建、乾隆四十四年（1779）重修

蔡仲义，1960年生，重庆沙坪坝思源村人。1990年，他得知双桂堂保存的“贝叶经”十分珍贵，便计划将其抢劫变卖。同年10月，蔡某使用名为“李标祥”的身份证作掩护，两次前赴双桂堂探查虚实。

当时经夹收存于文物保管室，管理者是忠厚淳朴的身忠禅师。蔡仲义在踩点过程中有意接近，主动与其攀谈，获取信任，使身忠禅师放松了警惕，还以朋友相称。

10月26日晚，蔡某认为时机成熟，便携带尼龙袋、绳索等物，再次使用同样的身份证登记住宿于双桂堂，又去寺中荼毗处拿取之前物色好的钢管，为防事发后僧众立刻报警，再将寺内电话线路破坏，之后来到文物管理室与身忠禅师闲谈，伺机作案。

10月27日凌晨2时许，蔡仲义趁身忠禅师不备，用钢管猛击禅师头部，致其严重颅脑损伤死亡。随即将保管室内的“贝叶经”、编钟、铜镜、醒板、如意等5件文物劫走潜逃。文物中除最为珍贵的“贝叶经”外，醒板也有一定价值，传为明末清初临济宗玉林通琇禅师（1614～1675）所用，玉林禅师世称玉林国师（顺治赐号“大觉普济能仁国师”），与顺治交谊密切，后来在景山寿皇殿前主持顺治火化仪式的茆溪行森（1614～1677）就是他的弟子。醒板也作性板、倚板等，为禅堂器物，毛竹所制，僧人坐禅时双手可置于其上。

双桂堂旧藏“贝叶经”资料照片

蔡某杀人抢劫后连夜逃离重庆，去往深圳。其后结识一香港商人，作价15万港币，将“贝叶经”售出；其他4件文物，仅以1000余元的价格卖给一广东男子。虽然重庆警方在案发后立即成立专案组着手侦办，且此案也被列为公安部重大案件，但却一直未能侦破，直至开篇所述的那起斗殴事件，才使凶手于21年后的2011年落入法网。

一般刑事案件，超过20年将不再追诉。但此案影响极其恶劣，涉及国家珍贵文物，且蔡仲义共涉嫌杀害2人（在双桂堂作案之前，1990年1月，他为抢劫美元，还曾杀害另外一人），罪大恶极，当地检查机关仍决定对其提起公诉，蔡仲义后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元凶虽已惩处，遗失的文物却并未追回。据蔡某供述，买得“贝叶经”的那位港商姓名，事过多年，已经忘却。其他4件文物更是杳无音信。“贝叶经”的线索就此中断。据寺中僧众所言，香港回归前后，曾一度传出某些消息，但由于各种因素，最终未能寻获。

凶手蔡仲义庭审时照片

梵文贝叶经的来历

重庆梁平双桂堂，为禅宗临济宗寺院，有“西南禅宗祖庭”之誉，1983年被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2013年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明末清初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创建于顺治十年（1653）。杀人者所劫文物中最重要的梵文“贝叶经”，为清末第十代方丈竹禅和尚（1824～1901）当年携归之物。

左：双桂堂开山祖师破山海明禅师（1597～1666）

右：双桂堂第十代方丈竹禅老和尚（1824～1901）

竹禅老和尚曾朝拜五台，瞻礼文殊胜迹之余，又喜得舍利三颗（现仍在双桂堂供养）及梵夹三本。但得自五台何寺，已无处稽考。据同治三年（1864）梁山知县芜湖沈之林撰《双桂堂舍利塔记》载:

寺僧竹禅自清凉山（五台山）携归贝叶经、舍利子三。

可知1864年前竹禅已从五台山得到贝叶经；又据双桂堂所藏《集破祖墨迹册页》竹禅手书跋文，谓：

禅于昔年五台山得来舍利、贝叶共相流传。

落款为光绪十六年（1890），亦可知贝叶确实得自五台；另外，《五台山研究》1986年第一期刊载署名为“冰心”的一篇短文，题目是《竹禅条幅》，记载了当时悬挂于五台山显通寺后殿西墙上的竹禅书法作品，内容是“心地未容一念杂、话头常得六时清。”款题“竹禅 口”，传为竹禅和尚用舌尖蘸朱墨写就，落款无时间，此文作者认为是光绪年间（1875～1908）所书，据上文《舍利塔记》，竹禅至少在同治三年前就曾到访五台，且不能排除咸丰年间（1851～1861）的可能性，故此条幅断代仍有商讨余地。这似乎是现今竹禅留在五台山的唯一印迹。但舍利或贝叶是否就得自显通寺，并不能肯定。

双桂堂藏《集破祖墨迹册页》竹禅跋文（部分）

双桂堂藏《集破祖墨迹册页》竹禅跋文：

禅于昔年五台山得来舍利、贝叶共相流传。盖舍利佛宝、贝叶法宝、破祖墨迹僧宝也！成全成全三宝，双桂之地必大兴焉！”（或在兴奋之余多书“成全”二字）

竹禅和尚千里迢迢，将上述物品带回双桂，舍利建塔供养，贝叶安置寺中，又苦心寻访、搜集散佚在外的破山祖师墨迹，制成册页，使其回归本寺。在他看来，三种物品意义重大，分别象征佛、法、僧三宝，是佛门圣物；而三宝和合，则双桂中兴可望，必能福荫一方。

光绪二十四年（1898）竹禅和尚又将三本贝叶经中之二本，分赠地藏道场九华山、观音道场普陀山，足见老和尚之光明磊落。这两本贝叶经今日尚存，一在九华化城寺、一在普陀普济寺，均有竹禅跋文。

其后时局动荡，双桂历代僧众对寺中文物均着意看护、珍视有加。由于寺内无人掌握梵文，对寺中留存的那部贝叶经，内容一直不明，因此，时任第十五代方丈长义妙谈禅师（1916～1991）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利用赴京学习机会，携本求教方家并请鉴定。

双桂堂第十五代方丈长义妙谈禅师（1916～1991）

1962年，中国科学院著名学者、精通梵文及藏语的王森先生（1912～1991）亲见贝叶，确认这是印度佛教唯识学派十大论师之一安慧（或安惠Sthiramati，约6世纪）所造《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abhāsyatikā tattvārthā）的梵文写本，简称《实义疏》或《真实义疏》，并认为抄写时代约在11至12世纪。今日双桂堂所存资料照片中，仍可见上侧护经板之下，另附一白色同形薄板，上有楷书，有可能是王森先生或妙谈方丈题写于此时。依据现存照片，字迹模糊可辨：

梵 文安慧菩萨俱舍论疏十一二世纪写本一九六二年中国科学院王森

王森先生（1912～1991）

至此，“贝叶经”身份得以明确。王森先生曾劝说方丈将此梵本留在北京，供学者研究，但方丈觉得是寺中祖传之物，还须留藏于寺中。当时也没有对梵本内容拍照，留下巨大遗憾。

《实义疏》历史上曾被汉译，但经录失载，译者、卷数不详，也未收入历代《大藏》。近代于敦煌石室发现汉文残本五卷，惜为节录本（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特藏Pelliot Chinois 3196，文字已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9册，编号1561）；同处亦发现此《疏》回鹘文残本二册，元末抄写，或由汉译本转译而成（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Or.8128-75A/75B）；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中也存有晚唐时期抄写的汉译第三卷残本，因写卷曾断裂，故编为两号（L3736与北新1440），其内容并非节录，而为完整译本；此外，15或16世纪从梵文翻为藏文，收于《德格版大藏经》第4421号。

至于此《疏》的梵文写本，此前学界仅知我国西藏布达拉宫存有一部，最早录于罗炤先生1985年编写的西藏梵本目录手稿：

《罗炤目录》手稿中著录的《实义疏》梵文本信息

布达拉宫藏《实义疏》梵本资料照片

根据字体判断，布达拉宫藏的这部写本约为8、9世纪所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有该写本的照片，交由日本学者校勘，目前尚未发表。由写本题记可知，它是一部复抄本，其所依据的写本，现已不传，故可称“孤本”。这部写本原为三函，第一函58页、第三函79页，第二函佚失，缺失约三分之一。由于上述原因，在世界范围内仍未整理出可信的《实义疏》梵文校勘本。

（参Kazunobu Matsuda. “A Sanskrit manuscript of Sthiramati’s commentary to the Abhidharmako?abhā?ya.” In: Horst Lasic, Xuezhu Li (eds.),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China II. Proceedings of a panel at the 2012 Beijing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August 1 to 5. Beijing 2016, 223–230)

返观双桂堂所藏《实义疏》梵文写本，保存状态良好，上下护经板齐备。贝叶每页长约40厘米、宽约6厘米，共106页。页面舒朗，字迹细密工整。每页开有二个孔洞，结经绳索保存完整，由孔洞中穿出。

上侧护经板表面被分为五栏，每栏之间以纵长方形纹饰带分隔，各栏内均绘有类似佛传的图案，照片模糊，仅可勉强作一辨识，由观者角度而视，自左至右依次为：一、“说法图”或“初转法轮图”，二、“燃灯授记图”或“释迦行化图”，三、“天宫说法图”或“某菩萨说法图”，四、“成道图”或“降魔成道图”，五、“涅槃图”。

双桂堂旧藏《实义疏》梵文本资料照片

五幅图案在构图上以第三幅为中心，但内容次序上似可忽视第三图而两两对应。即：最左侧第一图若为“初转法轮”，则与最右侧第五图“涅槃图”相对，一为起始宣教、化导人天，一为说法完结、归于寂静；第二图燃灯佛授记儒童、未来贤劫定当成佛、为过去世，与其对应的第四图表菩提树下终获正等正觉、因果不虚，此为现在世。至于中央第三图坐姿菩萨，或在突出《实义疏》作者—安慧菩萨，或在体现《俱舍论》作者—世亲菩萨，还有可能表现的是释迦降生之前在天宫说法的情景。总之，现阶段仅凭一幅照片，仍无法做出明确判断。但如果上述猜测无误，也就意味着上侧护经板所绘内容类似于展示释迦生涯的“八相成道”。下侧护经板涂覆黑漆，形态完整，是否原物不得而知。

该梵本极有可能补布达拉宫本之缺，为学界提供《实义疏》的梵文全本，其珍贵的文化与文献价值已毋庸赘言。然而，如此稀世之珍，却随着28年前的那场血案，不知所终……

一部梵文贝叶经的文物价值固然可贵，当世也多有收藏家追逐，然而对于常年深耕于冷僻之地的学子，以及期待深入经藏的佛子，更为看重的是其中承载的文献。无论多么信达精妙的翻译转述，都无法替代梵文原本的价值。遗憾的是，由于佛教在印度的衰亡，只有少量梵本保存了下来，而每当一部梵本在学者研究记录之前遗失损毁，往往意味着这一承载着先贤智慧的文本，永远地消失在人类历史之中。

感 言

自大教勃兴、众圣敷化，使典章书于贝叶；至汉明感梦、摩腾应请，将梵夹付于白马。由此而后，怀能仁之教舍生弘法、为众生请命誓死求道者，东来西往、遂不绝于陆海。法流神州，传译为首，胡文梵本，居功至伟。即千载之下，虽不明五天西域之书，而辗转获其一二者，仍珍为秘宝。然，近代以来，世风颓毁、根识顽劣，爱染贪着，无所不用其极；清凉圣典，反引恶徒垂涎、转成泥犁津梁，悲夫！因述此事，故于文末有感以记之。惟愿：众志成城、《实义》早还；有情含灵，八风不动于心田；群萌得济，火宅烟消于座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