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佛道关系主旋律在明代小说中的回响

明代小说所描写的佛道之争不是小说作家个人头脑臆想的产物，而是千余年来中国历史上佛道之争的概括和浓缩。既有历史的悲惨庄严，又有文化的博大厚重。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现实的针对性。从历史文化的背景上讲，明代小说中的佛道之争是历史上佛道冲突主旋律在小说中的反映。明代小说中佛道斗争的焦点都是历史上佛道斗争的焦点。明代小说中的佛道之争中只有德行之争带有人身攻击特点，与谩骂恐吓相似，但这是历朝历代人与人、国与国、教与教的斗争中都避免不了的，排除这一点不计，明代小说中的佛道之争有四大关注焦点：一是地位之争，二是义旨之争，三是法术之争，四是信徒之争。地位之争是争名义、争正统：义旨之争是争理，是理论的较量；法术之争是争能，比材量力；信徒之争是争地盘、争势力，比影响，是目的。

首先看历史上的佛道地位之争。历史上的佛道地位之争主要是围绕老子化胡问题展开的。道教徒根据老子西行的传说，附会出老子西行“入夷狄为浮屠”的说法，进而又称老子是佛的老师，将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而佛教徒也不甘示弱，他们从道家的作品《老子西升经》经中断章取义，得出佛是老子师的结论，到了东晋名僧支遁的《释迦文佛像赞·序》中，老子和庄周甚至成了佛的曾孙和玄孙辈。关于佛道先后、孰为孰师的争论一直延续到隋唐以后，是佛道之争的主要论题之一。

再看历史上的佛道义旨之争。历史上，佛道问围绕义旨的区分发生了无数次辩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发生在元代的几次辩论。

金元之际，全真教中的重要人物丘处机得到了成吉思汗的信任，随着蒙古人的入主中原，全真教的兴盛达到了顶点。道士们气焰煌赫，大肆扩张，经常焚毁佛像、侵占佛寺，终于激起了佛教徒的反抗。元宪宗五年，佛道间展开了一次御前小辩论，结果道教落败，宪宗下令烧毁道教伪经经板，退还佛寺三十七处。至此，道教由极盛转衰。紧接着在元宪宗八年，又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佛、道大辩论，参加辩论的佛、道徒共有五百余人，各出十七人参加主辨。以张志敬为首的全真教一方在激烈的争辩中，再次败在以那摩国师为首的佛教一方手下。结果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又下令焚毁伪经四十五部，归还佛寺二百三十七所。至元十七年，又发生了元朝第二次佛道大辩论，其结果仍是道教失败，最终除老子《道德经》及有关斋醺祠祭的道书外的所有道书，尤其是牵涉佛道之争的，一律予以焚毁。道教自此在元朝的佛道之争中彻底落败，一颐不振。而佛教，主要是藏传喇嘛教，得到了皇室的崇奉，在元朝大行其道，几近国教。道教在几次论辩中的落败不是偶然的。道教的理论体系并不系统、完善，还掺杂了许多从儒、佛借鉴过来的内容，与理论系统严密的佛教一旦辩论起来，必然会落下风。于是道教徒往往借助于统治者之手来消灭对方，从而酿成流血的惨案。

再看历史上佛道的法术之争。道教重视养生，与中国古代的医药学有不解之缘。一方面道教徒的丹药、医术有时候的确能治病救人，另一方面又迎合了帝王去疾、求长生的要求，因此，有不少帝王敬事神仙，沉迷于丹药、方术中。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崇道的帝王似乎要多于崇佛的帝王。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注重精神上的修炼，而舍弃肉体，以人生为苦海，以死亡为解脱；而道教则注重精神与肉体的双重修炼，主张肉体成仙，长生不死，举形升虚而直达神仙世界。相对佛教的“不生”，道教的“永生”显然对封建帝王更具有吸引力，更能满足帝王永享尊荣的愿望。此外，在对待政治的态度方面，道教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主张“入世”，而佛教受印度传统文化的消极“救世”思想的影响，把“出世”作为“救世”的根本手段。因此，道士与帝王将相的关系十分紧密，北魏的寇谦之，梁朝的陶弘景，前蜀的杜光庭，宋时的陈持和金元时的丘处机等人不仅是宗教人物，还参与政治，甚至能左右政局。而佛教徒中参与政治的较少，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姚广孝算是特例。由于在正邪之争、改朝换代之争中，有些道士、僧人起着“有之则事成，无之则事败”的关键作用，真有本事：道士、僧人在神道设教过程中也真有些科学发明创造，如气功、武术等等，这些在小说中就演化为佛道的法术之争。

再看历史上的佛道信徒之争。除了在民间广泛争取信徒外，佛教和道教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注意争取统治阶级的支持，从而压倒对手，扩大自己的影响。在佛教和道教的较量过程中，封建帝王们的政治诉求与个人好恶决定了双方力量的消长。佛教在南北朝有很大发展，不少帝王信奉佛教。如梁武帝萧衍认为“惟佛一道是正道”，多次把自己舍入寺院，以致朝廷每赎其出寺便使大量国需流入寺库。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更是大多扶持利用佛教，使佛教在南北朝战事频仍的局势里仍然得到繁荣发展。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和许多辉煌的佛教艺术遗迹，都是那个时期帝王支持佛教留下的结果。与此同时，道教的发展速度就要相对逊色一些。但也有青睐道教的帝王，如北魏太武帝。

他任用道士寇谦之为国师，不仅在宗教事务上予以大力支持许多军国大事都要先征求寇谦之的意见之后方做决定。太武帝本身则既是国君，又是“泰平真君”，使北魏政权几近政教合一的道教王国。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作出废除佛教的行动，凡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和尚则无论老少尽皆坑杀。这是佛道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被称为佛教史上第一次大“法难”。至北齐高洋时，崇奉佛教，令道士皆剃发为沙门，不从者死。佛教又占了上风。北周统治者复又扶植道教，北周武帝时发生了北朝时期的第二次废佛事件，被称为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南朝与北朝一样也出现了佛道之争，但相对温和，主要是义理之争，没有诉诸武力。

隋朝的统治者主要崇奉佛教，但同时也利用道教，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佛道关系比较平静。唐朝的统治者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对道教加以特殊礼遇，并且道士在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和唐太宗李世民夺取继承权的过程中都站对了方向，获得了统治者的信任，再加上唐朝历代帝王对长生修仙的热衷，因此，终唐之世，道教在宗教斗争中占了上风。女皇帝武则天和她的儿媳韦氏一度扶植佛教，试图以此方法与崇道的李氏皇族对抗，但持续时间不长，就被夺回政权的李氏皇族废止。唐武宗会昌四年更是发生了灭佛事件，“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映上田数千万顷，收奴牌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这是唐朝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佛教史上称为“会昌法难”。至五代末，后周世宗柴荣再次废佛，使佛教又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明代小说中的佛道地位之争、义旨之争、法术之争、信徒之争即是从历史上僧道间的上述纠葛中取材的，是历史上佛道关系主旋律在明代小说中的回响。从现实意义上讲，明代小说中的佛道之争直接是明代佛道之争的投射，是对明世宗崇道排佛的讽刺与批判。

明代的大部分帝王对佛教和道教都比较宽容，他们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来巩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在嘉靖朝，道教不仅主宰了宗教界，甚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由于明世宗特别偏信道敦的缘故，佛教不仅失宠，而且受到排斥，在京师等一些地方遭到了沙汰性质的打击。而明代神魔小说代表作《西游记》确实“讽刺椰揄则取当时世态”。《西游记》唐僧师徒四众西天取经的路上经过了九个人间国度，其中好些都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在这九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崇道或排佛。乌鸡国国王与锺南山全真道士结拜为兄弟，结果国王被斌，全真道士篡了王位。车迟国国王佳道灭佛，把三个妖道封为国师，把所有和尚都抓起来服苦役。灭法国国王竟许下罗天大愿，要杀一万个和尚。比丘国国王好女色，老道进美女被封为国丈，嗣后又献延年益寿秘方，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把个国内搞得乌烟氧气。这些故事和明世宗时代的社会状况相当接近。可以说，《西游记》深刻地表现了明世宗与当时道教徒的兴道灭佛行径。把小说故事强与现实政治作比附，这肯定是对文本的误读，但《西游记》中这一类型故事与小说作者所处时代的宗教文化背景如此接近，无疑是当时朝政的折射，无疑具有令人深思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