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足之：靠什么挽救信任危机？

在人与人的广泛社会关系中，有许多关系是“非对等关系”，即我方面付出与他方面无条件接受的关系，如慈悲、孝敬、施舍、赠予、同情、帮助、个人捐赠、社会慈善、法律援助、各种各样的救助、救济行为，等等。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社会关系是双方对等关系，即存在付出与回报的等价道德关系，如政府与公民的管治关系，贸易关系、交换关系，爱情关系、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关系，利益性朋友(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等等。

良性的等价道德关系，来自社会信任，社会信任来自社会诚信，社会诚信来自道德良知。人性本善，不善乃是习气而已。什么办法能够抑恶习而扬本善，唯有依靠教育。几乎所有形态的社会都同时使用两种教育方式：制度教育和宗教教育。

现代社会主要依靠“制度教育”，表现为政府推动，学校承担，社会协助。制度教育，实际上是在社会成员精神中播种“责任”和“义务”的种子，这些种子在等价关系发生作用时，视等价关系为利益平衡关系。它同时借助强制的、功利的“约束机制”，对抗违背诚信的行为。

应该承认，最有效的教育方式是宗教教育，挽救社会信任危机的良药，舍宗教教育而谁呢?例如，佛教教育表现为本觉开启，智慧现前，慈悲为怀。它的着眼点是在社会成员中播种人性本善的种子，播种物我一体的共存共荣观念，这些种子在等价关系发生作用时，视等价关系为慈悲喜舍关系(非等价关系)。它同时依靠“因果关系”机制，自觉、自我制约偏离诚信的行为。

有些西方大国借助宗教教育培养社会诚信比较成功，尤以基督教、天主教做得最成功，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宗教，有一套完善的教育体系，即还原和完善了宗教作为“社会道德良知教育”和“生命教育”的本来面目，避免了变质宗教的迷信色彩和落后性包袱。

净空法师五十年致力的工作，就是恢复“佛教非宗教，而是至善圆满之教育”的本来面目，他说：“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释迦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内容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知觉名佛菩萨，不觉名凡夫。修行就是将我们对宇宙人生错误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加以修正。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并依戒定慧三学，以求达到此目标。修学的基础是三福，待人依六和，处世修六度，遵普贤愿，归心净土。佛之教化能事毕矣。”

中国近百年来主要为民族独立和生存问题所困，全社会的注意力也主要放在“政治生活”、“物质生活”上面，道德的“制度教育”和“宗教教育”衰落了，出现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和社会诚信空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从“制度教育”角度，阐释了“社会信任”的含义，指出了“信任危机”的“制度根源”：

社会信任包含三种性质：第一，存有“诺言在先，兑现诺言在后”的时间差。第二，诺言的兑现或行为的发生存在一定的风险(不确定性)。

第三，当事者没有客观的根据可以绝对相信。现实中存在三种信任形式：人格信任、货币系统、专家系统。后两种形式统称系统信任。

人格信任。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与你合作的“熟人”。与熟人交往往往是重复性博弈而非一次性博弈。从严格的逻辑学意义来讲，由一个人的过去来推断其现在和将来并不科学，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似乎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判断是否可以与之合作。

货币系统。其信任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专家系统。专家信任结构是三位一体的：科学性，人们是相信科学的;“入场证”，专家们通常都有进入科学共同体的入场证，如高学历等;同行评议。

郑也夫教授指出，中国社会在上述三种信任结构中都出现了危机。在货币系统里，当一个社会从政治上消灭了借贷后，它的成员将丧失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信任的萎缩必是如影相随。在专家系统中，其他领域的评议中的不正之风，都移植和渗透到其专家系统的同行评议中。在人格信任内，“杀熟”已成为社会当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