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藏与律宗，义湘与华严宗的传播

法兴王时期，确立兴佛国策，弘扬佛法。继法兴王之后的真兴王，其在位期间更是大力振兴佛教，此时的政策对于后来统一三国时期的佛教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七世纪初，入华求法僧圆光结束在华求法，归国后展开了传法活动；在其之后是慈藏、圆测入唐求法。当时的新罗佛教教团以特权阶级真骨身份的僧侣为主导，他们不但是宗教人士，还是世俗中的一员。相对于高句丽、百济而言，落后的新罗能统一三国，佛教在提高国家实力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泯灭的。

律宗在新罗的传播离不开慈藏法师的功劳，虽然有关他的生卒年史料记载很少，但是可以确定出生于新罗王族，属真骨品。早年谢绝出任仕途，坚定了为佛教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入唐求法，在五台山、终南山等地研究佛教戒律。贞观十七（公元643年）年回国以后，利用所学大弘律学，同时又利用严格的制度加强对教团内部的管理，达到维护新罗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目的。

慈藏为了加强新罗佛教的戒律，对僧尼进行了严格的要求，并设置巡使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同时，慈藏还设立了冬季和春季的僧尼考试，使僧侣们懂得犯戒和持戒，并设立了专职人员管理习律、考试事宜；最后遣使到京城以外全国各地寺院巡视检查，对犯戒僧尼进行劝诫磨畴，并督促寺僧修茸寺宇，庄严经像。

慈藏归国后，首先利用所学的戒律，整顿了当时混乱的新罗佛教，受到了朝野的众望。其后，慈藏效仿唐朝的文物制度改善了新罗文物制度，并在期间以身作则为新罗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慈藏的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新罗佛教的发展，更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国中之人，受戒奉佛，十室八九：祝发请度，岁月增至。”57这段史料即可证实当时大德高僧慈藏在新罗各界中的影响。慈藏确立了新罗佛教的戒律，被中国律宗的创始者道宣誉为“护法菩萨”。

由史料可知慈藏先在宫中讲解《大乘论》，又在皇龙寺讲解菩萨戒本，而后被命名为新罗大国统。自从皇龙寺在真兴王二十七年竣工以后，皇龙寺寺主就是大国统。阳这是新罗护国佛教的象征，皇龙寺九层塔是在慈藏归国后建立的。

义湘与华严宗的传播，武力统一领土并实现国家在政治形式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统二的真正完成。百济、高句丽的遗民在统一新罗初期，并没有自觉形成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不认为自己是这个统一国家中的一员，所以这样的国家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笔者认为统一新罗初期，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在思想方面对人民的统一与约束。文武王的统一，仅仅是领土上的统一，是统一的最初阶段。妥善安置高句丽、百济遗民，使他们融入到新罗社会，并让他们构成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才是完成领土统一后的又一个重要任务，这属于精神领域的统一，在其完成统一的初期，新罗华严祖师义湘的作用尤为突出。笔者认为从三国时期到统一新罗时期的7世纪是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韩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

义湘（625-702）是新罗华严宗的初祖。7到8世纪中叶，在新罗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无疑是义湘所创立的华严宗。早年出家，身怀大志的他渡海到当时的文化先进国唐朝，拜在华严学大家智俨门下。公元671年，回国以后利用所学知识大力弘扬华严学，并创建了许多佛寺。他热衷于教化活动，被誉为“实践的华严思想”的先驱者。

就如何劲松先生所说，古代新罗是由朴、昔、金轮流执政。所以两段史料叙述虽然有差异，但是对义湘的生年及贵族出生是没有异议的。“湘，武德八年63生，卵岁出家。”义湘在20岁时，以居士身份留于皇福寺，致力研究当时新罗所传播的《摄论》、《地论》等。并于公元653年，时年二十九岁时在皇福寺正式落发出家。

义湘入唐求法，是海东僧人入华求法活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例，在两地佛教关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义湘入唐求法不是盲目的，而是在本国对佛教有了一定的造诣后，在学习玄类的新唯识学、渴望求师得到高僧指点的目的下，踏上了留学唐朝之路。

首先，《宋高僧传》记载：义湘的入唐时间是在弱冠之年，与元晓法师一同西游，中途元晓法师因刹那顿悟回国，义湘只能孤身一人继续旅行并在总章二年到达登州。显然在这史料中有关入唐记录了一次。但是《三国遗事》卷四当中很明显记载两次入唐经过。第一次为“逐与元晓道出辽东。边戌逻之为谍者，囚闭者累旬，仅免而还。”从陆路出发，经过高句丽境内的时候由于受到挫折回国，所以第一次入唐是失败的。紧接着史料中记载。永徽初，跟随唐朝使者的船只抵达中国。但是史料中未提到第二次是与元晓法师一同出发。《三国遗事》卷三中的浮石本碑记载，到与前者相似。上述史料都记录了两次入唐经过，分别是永徽元年庚戊和龙朔元年。崔致远所撰《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之文》当中也是提到了“远涉虎狼之国，能逃灾害”。这就更加确定了浮石本碑所记载的第一次入唐失败的事情，之后才会有第二次入唐。崔致远所写的《浮石本碑》与《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之文》基本上吻合，所以义湘法师的入唐次数为两次。第一次取道为陆路经过高句丽境内，受到挫折而回国：第二次取道为海路并成功入唐。

其次是义湘法师入唐时间的问题。《宋高僧传》有“以总章二年附商船达登州岸”的记载，“总章”是唐高宗于668年至670年所用的年号，总章二年即公元669年：“永徽”是唐高宗于650至655年使用的年号，《三国遗事》卷四中的“永徽初”即指公元650年；《三国遗事》卷三中记载的“龙朔元年辛固”，龙朔是唐高宗于661年至663年使用的年号，“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崔致远所撰《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之文》之中则是记录为“直泛重溟，高等比岸，于龙朔二载”。那么到底哪个是义湘入唐的正确时间呢？第一，笔者从史料的作者中考察，《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919-1001）北宋僧人，而且是佛教史学家。

《三国遗事》的作者一然为（1206-1289）的高丽僧人。浮石本碑的作者崔致远的生活年代是新罗末期的儒学大家。义湘是生活在新罗时期的大德高僧，所以从三位作者的生活年代来看，崔致远所记录的浮石本碑是最早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史料。第二，《宋高僧传》与《三国遗事》所记录的次数也不一样。前者记录的入唐次数是1次，而后者是记载了两次，第一次为陆路、第二次为海路。目前中韩学者普遍认同两次入唐说。按《宋高僧传》记载义湘法师在弱冠之年，也就是二十岁那年与元晓一同入唐，在总章二年即公元669年抵达登州。那么从644年到669年这一段时间的空白期，义湘到底在哪里具体做了些什么就无从知晓了。还有最重要的→点就是，被称为中国华严二祖的智俨和尚是在668年圆夜的，如果说义湘是在669年抵达登州的话，就不可能会拜在智俨门下。所以《宋高僧传》所记录的这个时间显然是不正确的。《三国遗事》卷四中记载更是前后矛盾：二十九岁在皇福寺落发为僧，公元653年第一次与元晓一起出发陆路，但未成功，第二次的时间是在永徽初，即650年，第二次比第一次时间还要早。而崔致远所记录的浮石本碑则在时间上和次数上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是崔致远所记录的两个史料当中，在时间记述上也不相同。《浮石本碑》所记载的入唐时间为龙朔元年：《海东浮石尊者义湘讳日之文》所记录的时间则为龙朔二载。

所以笔者认为义湘法师在二十岁的时候（644年）以居士身份与元晓一同从陆路出发，但是由于在高句丽境内被捕，这导致第一次入唐结果失败。第二次乃是正式落发为僧以后，龙朔元年从海路出发（661年），利用唐使者的船入唐至扬州。就如中国学者何劲松先生所说“一般来说，两国的使臣们很有可能更多地利用这条水路。利用黄海暖流的季节变化，冬季强、夏季弱的特性，新罗使臣们一般都在冬至初春出发来唐。在这里笔者认为义湘法师在两次入唐准备过程中，学习了一定的汉语，但是初到唐朝还必须得到进一步提高。按照新罗入唐求法僧侣的一般情况而言，入唐以后并非是直接去拜师，而是游历当时的各大宗门或者是得道高僧。所以到扬州受到了刘至仁的款待，之后游历了唐朝各大明川。

虽然各传记录都有所出入，但是共同肯定了义湘在公元662年拜在智俨门下，并与法藏和尚为同学，开始了他的求法生活并学习了他渴求的“一乘之奥典”事实。关于义湘在智俨门下的学习和研究情况，种种史料所记载的非常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