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慧法师:沙门与婆罗门
发布时间:2024-02-02 04:07:54作者:经藏网
沙门与婆罗门
日期:2006年4月11日
地点: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演讲厅
演讲:昭慧法师
讲题:缘起、护生、中道——佛教伦理学的系统理论
整理:传法(依演讲之部分内容摘记)
身为一位佛学研究工作者,在宗教系所中与各宗教学者互动,也在宗教场域与各宗教教牧人员进行宗教对话,个人感觉是获益甚多。因为长久浸淫在佛学研究领域,已习惯用佛学语言、专有名词,建构一个自我满足的概念世界,不知不觉中,忽略了许多原本自认为理所当然的讯息。这就如同空气,平常我们不会去想空气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但当我们进入一个密闭空间,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才恍然觉悟空气存在的重要性。所以,宗教对话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虽然我专注在佛学研究中,也有某些问题意识,可是一旦跨越佛学领域与其他宗教及学门对话,很多我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佛教讯息,因为有了“对照组”,忽然发现这些资讯的丰富与可贵。我因此也偶尔抽离习惯性的佛学语言,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达佛法。
昨天与李正有居士、马洵侃居士在精舍谈到仪轨问题时,带到了一个观念,在此与大家分享。马居士问到,南传与藏传佛教正在中国蓬勃发展,汉传佛教何去何从呢?我从世界佛教的宏观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汉传佛教的仪轨,文化特性太高,包括我们的服饰、建筑、礼仪,因为中国文化的气息太浓厚,让异文化的西方人不容易接受。
而南传佛教,其他的不说,它的禅观是跨越文化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体、呼吸,他就可以学习禅观,这具有跨越文化的特质;而且他们的国家过去大都是殖民地,因此他们的英语能力很好;这两个原因,使得他们在欧美弘法比较没有障碍。
而藏传佛教,自从西藏被中国统治,达赖带领一批喇嘛出走,必须在西方世界立足,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勇猛地学习英语以求生存,因此语言沟通不是问题。再加上喇嘛们分享着达赖喇嘛的光环,而藏密的禅观次第也非常清楚、方法明确,所以虽然藏传佛教的文化特性也很高,却能在西方社会广为发展。
反观汉传佛教,西方人大都只熟悉铃木大拙的日本禅宗,中国僧侣英文程度普遍不高,加上文化特性太高,其仪轨让西方人有所隔阂。而且,汉传佛教的僧侣到西方,因为有许多华人可以供养他们,他们在华人圈子里的弘法与经忏就已忙不完了,比较没有生存竞争的压力,因此不必积极拓展宣教的空间,也就更没有训练出良好的英语能力。
因此,汉传佛教要在世界佛教中立足,它的利基是什么呢?就是“人间佛教”——社会关怀或社会参与。像慈济,不论到国内外哪个地区,做的就是济贫、救苦、赈灾,那是跨越文化界线的,因为那是契应人性普遍的需要。所以,大乘佛教、人间佛教才是汉传佛教的特色,我们不要搞错方向,老是谈隐遁独善,老是在经忏仪式中打转。
谈到仪轨,台湾也有团体,完全跳脱传统梵呗,发展现代的佛教仪轨与音乐,因此马洵侃居士也问到:佛教仪轨是否需要改革?由谁来改革?如何改革?我当时回答:重点不在仪轨一定要改革,因为,在尊重多元的佛教场域里,为了摄受老中青世代不同的人,仪轨或音乐朝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仪轨有其存在的需要性,它可以让人在生命每个关键的情境中,依于仪轨而得到祝福与安慰,不知不觉间让宗教根植在庶民生活当中。我常说:为何在印度,伊斯兰教摧毁了佛教,却无法消灭印度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摧毁佛教的寺宇、佛像、经书、僧侣,佛教就完了,相对的,每个印度人从生到死的所有仪轨,都有婆罗门教贯穿其间,印度人在无以计数的仪轨中,反覆操练着婆罗门教的思想,婆罗门教与印度人民血肉相连,这是它不易被消灭的原因。
所以,佛法要常住世间,不能只靠禅观修持或精英分子的学术研究,广大的庶民未必都到达了这个层次。可是若要让庶民在佛教中种得善根,那么,简单、庄严、清净的仪轨是需要的。至于仪轨由谁来做、什么形式,并不重要,各取所需就好。
接着谈谈我在宗教学研究中的一项体会。综观所有文化及宗教,必是依于人生命中深层的心灵需要,以及社会性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两种人——沙门与婆罗门。沙门,是修行人;婆罗门,是仪轨的主持者,在西方叫做祭司,天主教中按立为神父。天主教的方式非常好,它在所有沙门——教士中,精选一部分的人,经过重重训练与层层考验,才让他们晋铎成为神父——天主教中的婆罗门。由神父主持弥撒(仪轨)。进入到顶尖层次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非常神圣庄严,如此避免了仪式浮滥、浅俗的弊端,保持着高水准的宗教格调。但是即使如此,在中世纪仍然出现因为教权高涨而教士腐化的现象,因为主持仪式,最容易与庶民互动,从而获得经济利益或种种地位权柄,这就让沙门在婆罗门这个位置上,慢慢地沉沦下去。因此,才会有马丁路德起来呼吁宗教改革,主张“万民皆祭司”,让仪轨成为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事,不劳祭司专职为之。
而佛教在这方面的适应,也是左支右绌的。由于中国传统素有“厚葬久丧”的文化,受到这种丧葬文化的影响,仪式变得非常繁冗,许多沙门(修行僧)成了专职的经忏僧(婆罗门)。这些沙门花太多时间去做婆罗门的事情,在主持仪轨中获得了许多利益,可是他们并不是经过层层重重的考核,所以反而在佛教中被认为非菁英的僧侣,是次要而地位不高的。这些形同祭司的佛教沙门,成为佛教发展中被垢病的一群僧侣,许多经忏僧论件计酬的议价行为、散漫糜烂的生活方式、放逸失格的言行举止,成为让别人攻击佛教的把柄。总之,佛教的婆罗门而不像天主教的神父那般,拥有高尚的社会地位,主持着庄严优雅而让人神往的弥撒。
如果大部分的僧侣都投入婆罗门的工作,那将如何提升佛教中不可或缺的禅观与义学层次呢?禅观牵涉到人性深层的需求,义理与教史的研究与讲述,则是思想与文化传承的过程,这些部分若被忽略了,仪式就形同失去了魂魄的躯壳。
难道仪式可以不存在吗?我想还是应该存在的。所以“万民皆祭司”的观念是很有道理的,在家居士不妨分担仪式的工作,而不要光是由出家众承担,让出家人回归到“沙门”的角色中,将重点放在义理的宣讲与禅观的修学。但不排除某些资质与才情适合在仪轨方面发展的僧侣,重要的不是他们讲学、修持还是主持仪轨,而是把握住“佛法无价”的精神。
之所以会作这样的观察,正是因为我跨越了佛教的领域,实地参访其他宗教(如天主教、道教)的僧院与仪轨,参照印度宗教史,而发现到任何宗教,都有类似沙门的修道人与类似婆罗门的祭司,综合对照,而有了如上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