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业论的教育意义(徐燕玲)
发布时间:2024-10-28 04:06:58作者:学典国学网原始佛教业论的教育意义
◎徐燕玲 一、前言雅利安人自五河流域东迁入恒河后,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产生了不同的人种。其思想风格亦不拘泥于原本纯雅利安人种时之观念,有了自由、反婆罗门的学风。当时尚无统一之政权,大国统掌着小国,甚至吞并之。婆罗门恃宠而骄、教风每况愈下,刹帝利阶级深感不满,纷纷提出新思维。佛陀就在此时诞生、求道、成佛而说法,以挽救百家争鸣的乱象。而其业论,驳斥当时异说,去芜存菁,展现了救世的积极作用。本文先探究佛陀业论的真义及其在当时展现的特殊性,冀从正确认识世尊的业论中,来反观当今的教育,盼能获得一些启示。 二、起源与发展 业论思想起源何时,已难考证,然最早有文字记载者,首推《阿闼婆吠陀》。其提出,人不因行为消灭而一切归零,行为过后会留下潜在的势力,影响、束缚着人们,故须用咒文除罪。木村泰贤认为此种信仰早已存在,且为下层人民发展出来1。到了《梵书》时代,就明白提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且《梵书》中的再生思想,也引申出轮回的观念。而于《梵书》时代后期,业论与轮回结合,但只是片段的记载,迨至《奥义书》,理论才渐趋完整。
《奥义书》认为人因执着欢愉而有欲望,因欲望而有动机、意向,之后发展出行为,且依善恶行为而得善恶果报,轮转于天道、祖道、第三道中。如《布利哈陀阿兰若迦奥义书》云:“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业,因业而有果。”此三道中,天道、祖道为善道,行善者往;第三道为恶道,行恶者往。轮回主体是一常住的自我,生生世世尝受自作业的苦乐果报。可见《奥义书》已透过精密的观察来探索业。
印度文明进入第三期2后,对于业有了更多样的看法,其中最有名的为六师外道。据《长阿含?沙门果经》:不兰迦叶认为杀生、偷盗、淫逸、妄语等无罪报,施与、利人亦无福报,彻底否定业的存在。末伽梨拘舍罗则是邪命外道的创始者,彻底的宿命论,否定意志力与修行,认为轮回的时间是预定好的,修行无法改变命运。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则为顺世论的先驱,认为人由地、水、火、风构成,死后一切回归四大,什么都不存在,不但否定业,也否定来世。另外婆浮陀伽旃那也认为人由地、水、火、风、苦、乐、生命七种元素构成,亦倾向于唯物论,否定因果报应。而散若毗罗离子则是不可知论者,认为世上一切真理及存在都不可断言。最后,尼乾子(耆那教创始者),认为业的确束缚着灵魂,若要消灭业,则需透过出家、苦行,舍一切欲望,以防新业流入。 三、特色
佛陀面对纷杂的业论,既不赞同宿命论者,也不采人死即无的断灭说法,更不同意藉由祭祀即可获福之迷信思想。其摒弃此类奇说异论,提出了看似平淡,却能矫除时弊的业论思想。其梗概及特色如下: 首先,佛陀肯定《奥义书》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于《小业分别经》中,回答斯波学童对世间寿命、健康、容貌、智力、地位、财富等多有差异的疑惑时,提出业力相续的看法。认为杀生、凶恶者会短命或生恶趣,反之则长命或生善趣。故善恶果报皆由自己行善恶业而来。而于《大业分别经》进一步说明为何有人为恶却生善趣,主要是因之前或后来所作善业而先受报、死时有正见、或有成就受持等,而其所作恶业并非不受报,只是时机未到。
再者,业在表面上看来的确是束缚着人们,带来许多痛苦。但佛陀在真切观照苦因后,认为“我们过去的业,并不直接或客观地规定今生的苦乐,可是却会间接或主观地规制我们感受苦乐的状况”3。因苦乐并非是先我而客观存在的实有,“在业和苦乐之间夹着一个识(心)”4,此心就是我们离苦得乐的关键,故人们改善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被肯定的。佛陀肯定自由意志的力量,且极重意业,因它为动机之所在,也是身口行为表现的根柢。也唯有认可人具改善自我、提升自我的意志与能力,才能使绝望、沉溺物欲的人们,见到有可为的希望,这对当时的人无疑是一股沁心的清泉。 另外,佛陀业论的一大特色,即“无我论”。印度一般提及轮回,皆承认有一不变的自我,生生世世轮回,而业乃依附其上,但佛陀不采此说。佛陀认为业非附着于生命上,而是“生命继起的营造力”,它能“规定生命的方向,与生命活动的内容以及外形”5。木村泰贤认为佛陀可称为某种经验论者6,因他认为佛陀主张“人的生命活动为过去经验的累积”。不断造业,经验就不断积累,而造就人的性格。更由此性格牵引意志的走向,继续造新业,而有新经验或强化旧经验,再回头影响性格。如此,经验不断变化、新增,人也就无时无刻不在改变,故无一恒久不变的自体。由此观之,佛陀业说与其缘起思想息息相关。再者佛陀的无我论并非否定主体性的存在,其真义应是不要人们执着非我的东西7,佛陀仍是肯定一“能造业及荷担所造业的善于变化的心或称意识”8。 最后,原始佛教业论的另一特色即是展现踏实素朴的修行气息,佛陀并未也不愿高谈形而上问题。印顺导师在其《唯识学探源》云:“初期佛教的业力说重点在业力的必然受果、业力的差别,少提及业力的体性,怎样存在。”佛陀注重的是自我修行、自我实践,以达解脱,而非建构精奇的理论以炫人。其对症下药,拨弃当时纷扰的误人邪说,故能吸引有识之士青睐,迅速发展为一大教团,也留给后人学习的典范。 四、教育意义 如今,纵身感官取乐、拜神祭鬼求改运获财与大谈前世今生沉迷算命者,所在多有。加以资讯传播的无远弗届,更助长许多错误意念的投射。结果,看似文明先进的科技社会,却聚集了一群缺乏自信与正确人生观的人们。今日虽与佛陀的时代相去甚远,但人心的沉溺似是自古皆然的,故佛陀业论的内涵,或可提供现代人一些自我教育或教育他人的方向。综合以上的讨论,大体可归纳出以下三点: 1、自由意志力量的增强 佛陀面对业而招感苦乐果报时,并不采听天由命的宿命心态。在其一生中遭遇国家灭亡、弟子背叛、在家人中伤及病魔缠身时,依然游走各地、积极说法,充分表现虽有苦果,却不被苦果所囿的态度。这强大力量的来源,就在于佛陀彻底地了解到人类意志力量的强大。相对于现今人们轻言自杀,或深感无力改革而随波逐流、闷闷不乐的孱弱心智,无疑是一大对比。
佛陀虽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爽,但更强调行与果报之间的心识,此心识力量是可以锻炼、可塑性强的。只有体认到这一点,才可在处处是局限的现代社会中,觅得一安心之所。也才能从这安心之所源源不绝地释出爱心、温暖与慈悲而不疲惫。否则遇到一点困难,便求神问卜,那如何成为一位坚强的教育者!坚强不是外表形似硬汉,或如告子所言的不动心而已,坚强是确知自己即是力量,自己就有力量,而且不会枯竭、柔软、温和而不暴力的。我们应好好锻炼培养此一自由意志才是。
虽然意志力量的强大是被肯定的,但善恶果报的法则亦不容破坏,故已实现的果报,如:家庭背景、出生国、容貌、甚至老死等,佛陀并不希望人们太过沮丧或极力去改变。真正需努力改善的应是意识的内涵,因为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且由薰习而成,故可由薰习改之。教育的大方向应着手于心灵意识的陶冶,尤其应注意资讯内容之优劣,减少暴力色情的刊物、网路、电视等,塑造一优雅的学习环境。只有灭除意识的不断受污染,才能使健康思想有机会萌芽茁壮,否则负面的意念到处流窜,如何保护自己、及教育他人呢! 2、“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自我塑建 佛陀并未积极地强调轮回,只是在对一般大众说法时,随顺世俗地提及。其面对业报时,采取的是不回避、不执着、不凝滞的态度。认为唯有把握当下的自我修持,努力精进才是首要之务。就如《箭喻经》中的比喻:一位被箭射中的人,当务之急是对症下药,赶快医治,而非询问箭的来龙去脉,延误了就诊时机。故当下的努力精进是迈向解脱的一大关键。因为只有如此,才有自我改造的契机,也才能摆脱因业报而间接感到的苦果。
佛陀业说是与缘起法紧密结合的。事事时时皆有不同的因缘,或起或灭,永无止息。而众生也在每一瞬间不停地造身、口、意业,若不分分秒秒谨言慎行,果报恐不堪设想。故曰:“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每一刻也都是一个因缘新生的自我,那是自我改造的契机,若能用一颗无挂碍、无染污的心来面对、观照每一步,不断精进,那每一秒都是善的新生,也每一秒都是恶的死亡。不被过去已发生的业果拘泥、牵绊,也不贪求执着未来的虚荣、财富,只有时时刻刻用这样的心情来警醒自己当下散发好的意念,并教育他人,才能慧剑斩恶习,进而超越泥淖,蜕化为出尘的莲花。 3、踏实素朴的精神营造 现代社会工商业发达、科技一日千里,故而物质丰盛。在人心求新求变的要求下,各项事物变得绚丽夺目、汰旧换新率高。大家在耳濡目染中,开始懂得包装、推销自己。外表光鲜亮丽,口若悬河地大谈人生哲学、教育理念、政治伦常等议题,但真正不好高骛远,踏实执行者,恐怕寥寥无几。社会给了群众大量负面的教材,让许多人妄想一夕成名、一夜致富,凡事讲求速成,殊不知精神的革新是不能速成的,更何况是追求彻底解脱者呢!速食文化麻痹了人们的心智,而资讯交通的发达虽使人见闻广阔,却也削弱了笃实纯真的一面,故佛陀踏实稳健的作风值得提倡。唯有纯良之风再起,社会安宁才有希望,教育工作也才能事半功倍。但纯良之风须靠意念的改造,而意念改造的成功与否端赖坚强自由意志的觉醒。故佛陀业论所展现的这三种意义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 五、结论
教育自己是艰难的工程,而教育他人更是充满挑战。众生品类繁多,皆自无始以来薰习而成,其个性、人格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故其性难改。面对这样的困境,唯有深切了悟到佛陀业说的真旨,才能以不竭的爱心、宽容、智慧与慈悲来循循善诱,而无厌倦、痛恶之心。且若能真正同理心地感受他们身不由己的行为,就不会偏喜伶俐聪明之人,而排斥、怒骂鲁钝众生,否则恐难得教化之功!
又不论教育自己或他人,不结恶缘是很重要的。每个人有其因缘果报,即使亲如子女,也不能替代。身为教育者应尊重其为独立的个体,教导他们自我负责,若短时内无法改善,也应避免因太过强求而反目相向。因为时机或许并未成熟,若执意造作,恐适得其反。佛陀因机说法的教育态度,值得效法! 1高楠顺次郎、木村泰贤《印度哲学宗教史》,高观庐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页225-226。
2木村泰贤等人曾将印度文明发展定为三期:殖民于五河地方时代(第一期:纪元前1500至1000年)、移住恒河地方时代(第二期:纪元前1000至500年)、开拓南隅时代(第三期:纪元前五、六世纪)。
3 舟桥一哉《业的研究》,余万居译(台北:法尔出版社,1993年),页21-22。
4同注3,页22。
5 达和《一九八一年佛学研究论文集.原始佛教的业报思想》,页336。
6 木村泰贤《原始佛教思想论》,欧阳瀚存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143。
7 黄俊威《无我与轮回》(中坜:圆光出版社,1995年),页11。
8同注5,页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