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永海教授:佛学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
赖永海教授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初，他就学术道路、儒家哲学与佛教哲学关系、佛学研究方法、宗教超越性与俗世化关系等问题接受了《觉群》杂志记者的采访。
内容如下： 记者：赖教授，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佛教研究专家，您是怎样走上佛教研究道路的？ 赖教授：首先感谢我的导师任继愈先生。1978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虽然读的是中国哲学专业，但因当时的中国哲学专业设在宗教学系，导师任先生又是儒释道兼治的大家，课程设有佛教概论、佛教史、佛教经典选读等，这使我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较系统地接触佛教。 在研读佛教经典的过程中，佛教细密、精深的思辨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逐渐对佛学产生了兴趣。1982年，我国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便毅然选择了“中国佛学”的研究方向。我先是在导师孙叔平先生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了一批佛教典籍。孙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为我所开列的佛教书目，多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切入，这对我后来的研究多侧重于佛教中的哲学思想颇有影响。1983年孙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我又回到任先生门下，继续修完博士生课程和撰写博士论文。而把《中国佛性论》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更使我这一辈子的学术研究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涉足佛教研究的人不多，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极少。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啃一部又一部佛经，并用最原始的方法，诸如做笔记、做卡片、做索引等去搜集和积累有关资料。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自己始料未及的，我犹如被推进一座宝库之中。几年的“闭关潜修”，使我发现佛学实在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特别是对哲学的思辨和思辨的哲学有特殊兴趣的人而言，这里确实是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这也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后，对佛学研究一直痴心不改的原因之一。 记者：您于佛学研究之外，还兼及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儒家哲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赖教授：首先我想吹毛求疵地更正一下你的提法，即“于佛学研究之外，还兼及中国哲学”。所以特地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甚至在学术界，也常有人不自觉或下意识地把中国佛学排除在中国哲学之外。实际上，如果就思辨哲学而言，中国佛学应该是中国哲学的主干所在，它的思辨性、哲理性，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人们习惯于统称“儒释道三教”，而如果从纯哲学的角度说，儒道二家的哲学思想，不论是从思想的精深博大而言，还是就体系的严整、细密而言，都不及中国佛教哲学。因此，客观地说，中国佛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干所在。 记者：就儒佛关系而言，您曾明确提出“佛教影响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而佛教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者，是儒家的人性论和心性论”。您能否就此论断进行概要阐释？ 赖教授：儒佛关系，确实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时所不能不顾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儒佛相互影响而言，以往人们谈得很多，也出了不少研究成果，这对于人们全面认识儒佛关系乃至揭示儒家和佛教的思想特质无疑是有助益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有一个看法，如果仅从现象层面着手，人们确实可以找出许许多多二者相互影响的东西，但这对于揭示二者的思想特质帮助不大。因此，你提问中说及的我的那个说法，其实是我经过比较认真考虑之后，试图在诸多现象背后找出一些较具根本性、实质性东西的一种尝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看法的提出，是我佛性理论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在研究禅宗佛性理论时，其把佛性诉诸心性、人性的思想，使我很自然地联系到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心性、人性学说。而对“六祖革命”的思想内容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使我进一步确信，慧能所讲的心、心性，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儒学化了的佛教心性理论，它与传统佛教的“清净心”、“真心”主要从抽象本体上立言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而慧能南宗把佛性诉诸当下现实心性的结果，导致了慧能南宗在修行理论和解脱思想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最终把印度的佛教变成了中国的佛教。 至于“佛教影响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最大者，是其本体论的思维模式”的看法，则是在研究宋明理学时逐步形成的。人们通常把宋明理学（包括陆王心学）称为“新儒学”，其“新”究竟新在哪里呢？如果说现代“新儒学”之“新”，主要表现为吸收、融摄西方思潮，用西方思想来改铸传统儒学的话，那么，在张载、程朱、陆王等思想家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他们往往是在批判佛教违背儒家纲常伦理等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吸收了佛教的本体论思维模式，由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逐渐变为强调“天人本无二，更不必言合”、“天人一体”的思维模式。并在此思维模式基础上，把传统儒学强调“修心养性”变为注重“发明本心”，强调“本体功夫，一悟尽透”。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诗、书、画等文化形式的影响，最后同样表现为“悟”的思维方法的影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佛学研究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现如今已经是“百花齐放”了。就佛教研究方法而言，有传统的“以佛学研究佛学”方法、哲学诠释方法、历史考据学方法、宗教社会学方法，等等。您认为众多的研究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如何在众多的方法上进行协调？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对话应该注意些什么？ 赖教授：佛教以及其它各种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因此，对它们的分析研究不能也不应该是单方面，而应该是多视角、多层面的。正如你所说，在研究方法上，近百年来，真可谓“百花齐放”，有传统的“以佛学研究佛学”方法，有哲学诠释方法、历史考据学方法、宗教社会学方法、宗教心理学方法，乃至于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方法等等。应该说，举凡有助于揭示佛教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思想特质的任何方法，都没有理由反对别人去采用。实际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往往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果人们能用尽可能多的方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或其它宗教，那么，对于佛教或其它宗教的了解和认识就会更全面和具体，从而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不过，就某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同时采取许多方法去进行研究，各人究竟采取什么方法为好，这应该根据各自的学养和理论准备而定，不可强求一律。 记者：就您自己的研究方法而言呢？ 赖教授：我较常使用的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一点也许同我的学术背景和以往的理论训练有关，因此运用起来常常比较得心应手，有时是自觉的，有时甚至是不自觉的。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其最大特点是把宗教的产生与发展、把特定的宗教学说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去进行考察，这种方法对于理解和说明宗教的本质和宗教的发展规律应该说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当然，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海内外学术界乃至宗教界也许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把它与纯粹的批判宗教混为一谈，有的则把它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等同起来，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宗教研究几成禁区，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对佛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毫无分析的漫骂和批判，常常被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这就难怪人们对这种方法望而生畏。其实，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最基本精神，就是坚持以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说明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这丝毫不意味着对宗教只能批判否定而不能分析研究。恰恰相反，这种方法客观地评价宗教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学地说明各个历史时期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是此宗教而非彼宗教，各种宗教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如果不把佛教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进行考察，这些问题是很难解答的。 当然，这种研究方法可能比较适合于探讨宗教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至于宗教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历史进程、宗教信仰者的心理特点等等，则可以采用诸如历史考据学、宗教心理学等方法，不可强求一律。 记者：大乘佛教向以“契理契机，关注现实”为己任，您认为当今在弘扬人间佛教的过程中，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契理契机，关注现实”？ 赖教授：大乘佛教注重利他济世、慈悲普度，故相对于小乘佛教而言，更加贴近现实人生，贴近现实社会。唯有如此，才能了解众生之根机和社会的需要，进而观机说教、适应社会之需求，在利生济世的同时，达到推动佛教自身发展的目的。现代人间佛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乘精神和禅宗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与实践。要弘扬和推进人间佛教，有两个基本点是应该始终牢记和把握的，一是佛教的基本精神，二是现代人生的现实需要。不能只顾及当下众生的现实需要而抛弃或背离佛教的基本精神，也不可远离现实人生去空谈佛教的义理，这实际上也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契理契机”问题。 至于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契理契机”，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应该理解和把握佛教的基本精神。人间佛教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是大乘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所以这里所说的佛教基本精神，首先应该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至于何为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法华经》中有一句话应该说是最经典的表述，亦即“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之所以应现于这个世间开示说法，最主要目的，是引导广大众生悟入佛之知见，进入佛之境界，而不是自个去成正等觉，自个去成佛。因此，释迦牟尼在世间向广大众生说法。也就是说，慈悲普度，深入世间，贴近众生，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可见，现代人间佛教强调佛法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社会，应该说是遥契佛陀本怀，符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的。 记者：佛教在现代化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宗教超越性与宗教俗世化之间的张力，您认为应该怎样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赖教授：人间佛教强调关注人生、关注现实社会，确实会遇到一个如何处理俗世化与超越性的关系的问题。佛教说到底是一种宗教，而宗教的特质在其超越性。因此，人间佛教强调关注现实人生的同时，时刻不忘保持作为自身特质的超越性。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界定超越性。对此，我认为太虚大师在《即人成佛之真现实论》中有个偈句颇有参考意义，即“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也就是说，作为佛教，其最终目标、最高境界、最后落点是成佛，这一点是始终不可忘怀的。但人间佛教应该把做人，把完善与提高人格作为切入点，只有把人做好了，把人格提升了、完善了，再在此基础上去讲成佛。实际上，如果按太虚大师的“人圆佛即成”的思想，一个人当他的人格确实完善了，当下即是佛。这实际上也即是内在超越、当下超越的问题。而这个思想说到底也不是太虚大师的创造，禅宗对这方面的论述更是多得不胜枚举，所谓“迷凡悟圣”、“当下即是”等等。（稿源：《觉群》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