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言初祖-空海的出现让日本遣唐使成功转型留学僧
发布时间：2023-09-19 04:07:39作者：经藏网白居易与空海见面后在建筑间穿梭的是唐城的西市
编者按
空海是谁？如果要评选近代以前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人物，空海不算第一，也是前三。这位被称为“弘法大师”的人物，在日本无人不知。即便在中国，海州灵隐寺、福州开元寺、洛阳白马寺、江山仙霞关、三亚南山寺都有空海的塑像。西安得青龙寺遗址还有一座空海惠果纪念堂。
电影《妖猫传》里，白居易和日本僧人空海共同侦破宫闱奇案，揭开了杨贵妃之死的内幕。空海是日本延历年间遣唐使的成员，同时也是此次使团中最著名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遣唐使团中的核心人物往往都是官员，如举止文雅的粟田真人、据理力争的大伴古麻吕、心系故国的藤原清河，；而自空海以来，无论与空海同行的最澄，还是留在唐朝求法游历的圆仁，求法僧人俨然已成为了使团中最受瞩目的群体。
这样的转变是如何产生的，在整个东亚视野下又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呢？
东夷小帝国
日本遣唐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舒明天皇二年（630年），犬上御田锹是第一任遣唐大使。当时的唐朝刚刚平定国内，太宗对远道而来日本使团赞赏有加，准许其不必每岁入朝进贡。有唐一代，日本朝廷陆续派出十多批使团，波澜壮阔的遣唐使画卷由此揭开序幕。
众所周知，遣唐使的目的之一是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因此所有入唐的使团中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前期遣唐使最重要的使命并非文化摄取，而是意在起到政治宣示的作用。具体来说，政治宣示首要的诉求在于彰显天皇地位的正统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遣使入唐是耗资巨大的工程，平民自不待言，即便有权势的贵族也无法独立承担，因此遣唐使的派遣必须是政府行为，同时也是天皇宣示权威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正因为这样，几乎每一任天皇继位不久，都会把遣唐使的派遣提上日程。
抵达唐朝港口的日本遣唐使船。1298年，《东征传画册》第四卷
日本派遣使臣向唐朝宣示，是因为日本虽尊奉唐朝为东亚的宗主，但自身也是具备若干蕃国的小型帝国。
659年，正当东亚世界弥漫着战争硝烟之时，在位的齐明天皇派出以坂合部石布为大使的使团，同行的还有几名虾夷人（即阿依努人），此举无非是在向唐朝展示日本对虾夷人的宗主权。
白江口战局势
除此之外，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也被日本视为蕃属，不断要求其按时奉纳贡调，据说一代权臣苏我入鹿就是在“三韩进调”的现场被诛杀的。三韩之中，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百济，两国的友好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日本一直将百济视为其在半岛上最可靠的属国。也正因为如此，当660年百济被唐朝灭国后，日本曾不惜挑战唐朝的权威，倾尽国力支持百济的复国运动。公元663年，唐日两国在百济的白江口兵戎相见，日本彻底战败，其势力才退出了朝鲜半岛。
现代工艺复原的唐横刀
（此次唐军队的制胜法宝之一是弓箭和唐横刀，而当唐朝将士与日本武士近距离厮杀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横刀。）
白江口战后，日本一时间中断了与唐朝的联系。直到三十多年后，日本才重新向唐朝派出了使节团，而唐朝在这次交往中正式承认了倭国更名的新国号——“日本”（此前中国一直称“日本”为“倭国”）。经过此前的教训，日本不再公开向唐朝宣扬自己的小帝国，遣唐使也有了新的外交使命，那就是在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确保日本的国际地位高于新罗。
天宝十二载（753年）元旦，日本与新罗的使者共同出席元日朝贺，由于日本的位次低于新罗，副使大伴古麻吕立即提出抗议，力陈新罗自古以来向日本朝贡，其地位理应在日本之下。最终，唐朝官员接受了大伴古麻吕的意见，令日本和新罗的使者交换了席位。正是在这样的折冲樽俎中，遣唐使中的官员一直站在外交舞台的中央。
日本虽不再向唐朝宣扬自己东夷小帝国的身份，但在国内仍不遗余力地贯彻这一意识。在日本的国内宣传中，新罗以及随后兴起的渤海国始终是日本的蕃国，而“邻国者大唐”则自然有着日本在国际地位上与唐朝平起平坐的意味。
这样的认知显然背离了当时东亚世界的现实，其实质是，日本一面在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扮演着蕃国的角色，一面却在国内宣扬着与唐朝对等的意识。由于地理上的阻隔，唐朝使者长期没有踏足日本的国土，加上遣唐使的巧妙运作，这样相互矛盾的国际意识竟能在数世纪中保持着奇妙的平衡。直到8世纪后期，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风波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为了拍摄《妖猫传》，陈凯歌的团队用了六年的时间在襄阳建了个唐城。
宝龟年间外交风波
日本神护景云四年（770年），女帝称德天皇无嗣驾崩，白壁王在左大臣藤原永手等人的支持下登上皇位，即为光仁天皇。光仁天皇并非先帝指定，而是以旁系身份继承皇位，因此通过派出遣唐使来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的愿望就显得尤其迫切。遣唐使在宝龟八年（777年）得以正式启航。
宝龟八年（777年）六月，以小野石根、大神末足为首的遣唐使节团自九州大宰府解缆起航，当年七月顺利到达扬州的海陵县。上陆后，使团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于第二年正月抵达长安。此时的唐朝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北方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唐朝虽名义上保持着东亚中心的地位，但实际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同行的判官小野滋野在汇报国内的文书中写道，唐朝“属禄山乱，常馆凋敝”。唐朝与周边民族的宗藩关系也日益松弛，甚至一度出现“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计，或连岁不遣”的局面。
从唐朝与周边游牧势力的关系来看，高宗、武后时期，突厥、吐蕃、契丹，甚至远在西亚的大食（阿拉伯）帝国，都与唐朝屡屡冲突。
（图中水印说明此图来源于维基百科）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十多年后再次来朝的日本使者，当时在位的唐代宗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当年三月，代宗在延英殿中召见日本使者，对于日本进贡的物品“非分喜观”，并下令颁示群臣。延英殿召见后，代宗又下令“所请并允，即于内里设宴，官赏有差。”一个月后，正当小野一行准备启程回国时，大喜过望的代宗却下达了一道出人意料的旨意：以中官赵宝英为大使，携带信物回访日本。小野滋野敏锐地预感到此举可能将带来风波，急忙以“行路遥远，风漂无准，万一颠踬，恐乖王命”为由婉言辞谢，代宗却坚持遣使押送信物以结邻好，并称“道义所在，不以为劳”。
大历十三年（778年）六月，赵宝英等人与遣唐使一同来到扬州。由于代宗下令建造的船只未能如期完成，唐使只得乘坐遣唐使的船队赴日。天有不测风云，此次遣唐使的返航上演了一出悲剧。出海第三天，唐使所在的第一船就遭遇了风暴，“潮水满船，盖板举流，人物随漂，无遗勺撮米水”。最后，第一船在海中首尾分裂，赵宝英与小野石根等六十三人葬身海底，造成了遣唐使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海难。万幸的是，同船的唐使判官孙兴进、秦怤期等人借助残破的船骸，经历九死一生后于当年十一月漂流到了日本西南端的萨摩境内。
山西五台南禅寺是中国最早的木构，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
我国已发现的唐代（618年—907年）木作建筑遗存只有四座，全在山西，分别为：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平顺天台庵大殿，芮城广仁庙正殿。
梁思成在1947年所写文章中提到，“中国早期建筑特点的间接证据可从日本现存的建筑群得到支持。它们造于推古（飞鸟）、白凤、天平和弘仁（贞观）时期，相当于中国隋朝和唐朝。事实上，到19世纪中期为止，日本的建筑像镜子一样映射着中国建筑不断变化着的风格。”
唐使的到来给日本朝廷带来了巨大震动。慌乱之余，朝廷立即派遣藤原鹰去前往九州岛大宰府慰问使者，同时赙赠溺水而亡的唐使赵宝英絁八十匹，绵二百屯。
日本朝廷与唐朝使者绝缘已有一百余年，而在这百年之中，日本国内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天下观，那便是以本国为中心，唐朝为邻国，新罗、渤海等国为蕃属的意识。
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由鉴真主持，于759年建成。它于公元857年建成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外型很相似。
更令日本朝廷头疼的是，唐朝使者到来之时，正值渤海国的使节团也在日本国内。自8世纪前期日本与渤海两国缔结关系以来，日本始终将渤海视为自己的藩属国，如果让唐朝使者和渤海使者同时进入京城，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尽管孙兴进等人宝龟七年（778年）十一月就已经到达太宰府，但随后几个月中却不见任何的安排，直到第二年二月渤海使者归国以后，光仁天皇才开始着手迎接唐使入京。
日本朝廷在京城内迎接唐朝使者，这就意味着一直以来相安无事的两种矛盾的国际意识将迎来正面碰撞，日本朝廷之所以错开唐使和渤海使的入京时间，目的正在于缓解这一冲击。
平安时代的醍醐寺五重塔，京都最老的建筑
在面临的种种困境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天皇面见唐朝使者时应当采用何种礼仪。如果按照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身为蕃夷君长的日本天皇无疑应该走下宝座，恭敬地向唐使行蕃王之礼，然后接受唐朝国书。事实上，这也是唐使心中理所当然的程序。
但是，按照日本朝廷长期以来的国内宣传，日本与唐朝乃是地位对等的相邻之国，如果是这样，唐朝使者应当向日本天皇行礼，随后恭敬地奉上唐朝国书。
围绕接受国书的礼仪，日本朝廷的大臣因此分裂成了两派。其实，光仁天皇清楚地知道唐日两国的国力差距，倘若坚持采用对等之礼，势必将招来唐朝的不满，甚至会重蹈白江口之战的覆辙。面对眼前的现实，光仁天皇不得不选择以蕃国之礼迎接唐朝的使者。
宝龟十年（779年）五月，唐使孙兴进、秦怤期正式觐见光仁天皇，并向其递交唐朝的国书。在众人的注视下，光仁天皇缓缓走下御座，向唐使两度行礼后郑重接受国书。这一场面带给日本朝廷的冲击不言而喻，多年以来，朝廷始终宣扬与唐朝对立平等，但当唐朝使者真正来临时，这一迷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粉碎了。有朝臣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天皇）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当时在场的还有光仁天皇的皇太子山部亲王，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他的内心，也对他日后的施政方针产生了巨大影响。
求法僧人的登场
二十多天后，完成外交使命的孙兴进等人启程回国。此次唐朝使节出使日本在中国正史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它带给日本的震动却是颠覆性的。日本朝廷经营多年的东亚秩序在真相面前轰然倒塌，外交上的虚弱暴露无遗。为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此后的日本开始与唐朝拉开距离，二十多年都没有再派出遣唐使。与此同时，民族意识高涨的新罗不愿久居日本之下，就在唐使离开日本的第二年，日本与新罗间的国交也宣告断绝。
日本桓武天皇像
天应元年（781年）十二月，光仁天皇因病驾崩，山部亲王奉诏即位，他就是著名的桓武天皇。在宝龟年间外交风波的强烈刺激下，桓武天皇在位期间的对外政策依然保持消极，继位二十年也未见派出遣唐使的计划。延历四年（785）十一月起，桓武天皇连续两次在长冈京南郊的柏原举行祭天仪式，将光仁天皇追认为王朝的始祖。毋庸赘言，在古代中国，郊祀是皇帝独占的权力，通过这种特殊的仪式，彰显皇权受命于天的神圣性。桓武天皇借用中国的王朝理论主持郊祀，将父亲光仁天皇宣传为开创王朝的“天帝之子”，继而确认自身地位的合法性。
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遣唐使制度已经成为过去，唐朝与日本的外交走向了终结。然而就在延历二十三年（804年），桓武天皇却重新开启了这一封印多年的古老制度——以藤原葛野麻吕、石川道益为遣唐正副使，重新回归到东亚世界之中。这一看似反常的决策背后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呢？事情还得从迁都平安京说起。
岩彩画《鉴真东渡》局部 张彬文
桓武天皇即位时，日本朝廷定都平城京已经七十多年，各种势力都在京城中盘根错节，尤其是合称“南都六宗”的各大佛教寺院，其势力之大已然成为进一步政治革新的阻碍。延历十三年（794年），桓武天皇正式将都城迁往新都平安京，同时下令旧都的寺院势力一概不得进入新都，由此得以展开一系列的改革。
但是，桓武天皇对南都六宗的高压态势并不意味着改变推崇佛教的政策，一来日本以佛教立国已有数百年，其教义早已深入人心，骤然废止绝非上策；再者，随着与新罗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统治者寄希望于借助佛教的力量压制新罗，从而起到“镇护国家”的功效。在这样的情形下，桓武天皇采取的策略就是在新都平安京中扶植新的佛教势力，而他选择的就是平安京东北部比叡山的延历寺。
1984年，佐藤纯弥执导的电影《空海》中，北大路欣也饰演的空海
在当时的东亚世界中，唐朝的佛学研究水平远高于日本，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日本佛教界也热切期望入唐接受教诲，以便更好地理解教义。延历二十年（801年），延历寺的开山之祖最澄上书桓武天皇，力陈“常恨法华深旨不得详释，幸得求天台妙理。披阅数年，字误行脱，细趣不显。非受师传，得而不信”，恳请让自己的弟子作为遣唐使的一员入唐求法。
尽管桓武天皇对唐朝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入唐求法已然成为佛教界共同的呼声。经过反复权衡，桓武天皇决定重启尘封二十多年的遣唐使制度，他不仅同意了最澄的请求，还允准最澄本人作为请益僧一同入唐。延历二十三年（804年）七月，以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的遣唐使团自难波港正式出航，同行的僧人中就有最澄和空海。不同于最澄是延历寺的开山之祖，此时的空海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僧人，身份低微的他何以能够跻身遣唐使之列，至今仍是一个谜团。多数学者认为，空海可能得到了桓武天皇第三子伊予亲王的推荐。
空海作为留学僧留在唐朝，成为青龙寺真言宗第七代祖师惠果的弟子。他的学识和能力很快得到了惠果的认可，以留学僧的身份一跃而成为弟子中的翘楚。大同元年（806年）八月，空海与留学生橘逸势搭乘遣唐判官高阶远成的船只回国，随行带回了大量的经籍文书和法器道具。归国之后，空海初住京都高雄山寺，从事传法灌顶，开创了日本的真言宗。弘仁七年（816年），空海又在纪伊创立高野山真言宗，号金刚峰寺，七年后，嵯峨天皇诏赐京都东寺作为密教的“永久根本道场”，真言宗的声势超过了最澄创立的天台宗。
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空海曾在公元九世纪创立“真言宗”
中日交流的新局面从此开始
承和二年（835年）三月，空海以世寿六十一岁圆寂于东寺，后世尊称其为“弘法大师”。时隔不久，仁明天皇再次出于求法目的派出了以藤原常嗣为大使的遣唐使，著名僧人圆仁、圆载也在使团之中。时值九世纪中期，东亚海上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罗人张保皋以半岛西南部的莞岛为根据地，在唐朝、日本和新罗三国之间频繁地展开贸易，俨然构成了一个海上的贸易王国。事实上，圆仁在唐朝完成求法巡礼之后，就是借助着新罗的商船于嘉祥二年（849年）返回日本国内的。
电影《妖猫传》中空海最后走进的青龙寺。青龙寺在西安曲江旁，东南的乐游原上。空海法师事惠果大师于此，后成为创立日本真言宗之初祖。
海商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格局。在此之前，日本僧人入唐求法必须以遣唐使制度作为依托，即便日本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对唐朝保持距离，但为获得更加精深的佛法，桓武天皇之后也不得不派出两批遣唐使，再次返回东亚世界之中。然而，伴随着圆仁搭乘新罗商船回归国内，遣唐使制度也最终迎来了它的谢幕。此后日本僧人前往唐朝求法不再需要遣唐使作为中介，借助新罗和唐朝商人的海上力量就可自由往返于两国之间，这一变革为宋元时期中日僧人的频繁来往奠定了基础。
宝龟年间访问日本的唐使给日本朝廷的对外意识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遣唐使制度也为之一度中断。随着延历年间遣唐使制度的复活，使团中的核心人物也由正副使为代表的官员转向以求法僧人为主干的知识群体，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遣唐使制度的转型，同时也象征着中日之间的交往开始摆脱以政治为主导的传统模式，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来往逐渐成为主流。从这一层面而言，以空海为代表的求法僧人可谓引领时代潮流，开辟了中日交流的全新局面。
（参考资料：藤原继绳、菅野真道：《続日本紀》，东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新闻社，杨曾文：《日本佛教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