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踏波而来的求那跋摩
发布时间：2023-11-07 04:07:10作者：经藏网求那跋摩(图源：网络图)
海上丝绸之路承载了太多的辉煌与梦想，也成就了无数为法忘身的求法者与传道者。从海路踏波而来的求那跋摩，虽然来华时间不长，但成就颇巨，译出了汉地七种菩萨戒经中的二种，积极促进比丘尼僧团的受戒规范，并于南林寺创建戒坛，意义重大，在中国佛教戒律发展史上亦是一座难以忘却的里程碑。
求那跋摩(366—431)的传记，见于《梁高僧传》卷三、《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开元释教录》卷五、《贞元释教录》卷七、《历代三宝纪》卷十、《神僧传》卷三。据这些传记记载：他出生于罽宾国，刹帝利种姓，家族世代为王，汉语译为功德铠。其祖父呵梨跋陀，又称狮子贤，为人刚强正直。其父伽阿难，又称众喜，潜身匿迹，隐居于山泽。求那跋摩14岁时，便才华出众，与常人不同。梁《高僧传》卷三说他：“机见俊达，深有远度，仁爱泛博，崇德务善。”年18，有相士对跋摩说，你年满30岁时，当君临一国，南面称王。你若是不乐世俗的荣华富贵，就能够得成圣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晓四含，诵经百余万言，深达律品，妙入禅要，时号曰三藏法师。”成为一个真正修道的人。跋摩30岁时，罽宾国王去世，国王没有后嗣，众人议论说，跋摩乃帝室后裔，且又德才兼备，应请跋摩还俗，继承王位。满朝大臣再三恳请跋摩还俗即位，跋摩始终没有答应。“乃辞师违众，林栖谷饮，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其后，他渡海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观风弘教，识真之众，咸谓已得初果，仪形感物，见者发心。”他在这里弘传法化，许多修行人都说跋摩已得初果(声闻乘中第一预流果)。不久又转乘商船到阇婆弘法。阇婆，古地名和国名。
六朝时，广州已是国际重要贸易港口，从东南亚与南亚来的僧人多是从广州登岸。而建康是当时佛法中心，所以从广州登陆的僧人大部分又辗转进入建康，从事译经、弘法活动。
宋文帝在得知求那跋摩已经到达广州之后，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当路经广东北部的始兴郡(今广东始兴县)时，始兴郡太守蔡茂之对求那跋摩敬仰有加。求那跋摩便在始兴郡经停岁许。求那跋摩于宋元嘉八年(431年)到达宋京，受到文帝的敬重。敕住祇洹寺，供给丰厚。王公大臣、社会名流，莫不尊崇、敬奉。随即，跋摩在祇洹寺开讲《法华经》和《十地经》，开讲之日，前来听讲的人成群结队，摩肩擦踵，车马满街。“法席之盛，前所未闻。阇婆国王，遣使奉表曰：宋国大主，吉祥天子，教化种智，安隐众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求那跋摩于同年九月示寂，终年六十五岁。“即于南林戒坛前，依外国法阇毗之。四部鳞集，香薪成堆，灌之香油，以烧遗阴，五色焰起，氛氲丽空。是时天景澄朗，道俗哀叹，仍于其处起立白塔。”其所预造遗文颂偈三十六行，文帝令译出。
求那跋摩大师(来源：网络图)
求那跋摩一生成就在于译传大乘戒律。大乘戒律重在慈悲，重在发菩提心。我们从其传记中选择几个节点可见端倪。
《高僧传》中描写其幼怀慈悲的情节：
其母尝须野肉，令跋摩办之。跋摩启曰：有命之类，莫不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设令得罪，吾当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误浇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终身断杀。
断杀是大乘戒律的首要持守，这样的情景将生活导入戒律化。在后来的弘化过程中，这一慈悲不杀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一生。
描写化导国王、全民皈依的情节：
后至阇婆国，初未至，一日阇婆王母，夜梦见一道士飞舶入国，明旦果是跋摩来至。王母敬以圣礼，从受五戒。母因劝王曰：宿世因缘，得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后生之因，永绝今果。王迫以母敕，即奉命受戒，渐染既久，专精稍笃。顷之，邻兵犯境，王谓跋摩曰：外贼恃力，欲见侵侮，若与斗战，伤杀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将至，今唯归命师尊，不知何计?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须御捍。但当起慈悲心，勿兴害念耳。王自领兵拟之，旗鼓始交，贼便退散。
面对敌人的侵略，并非要求一味的忍让，而是旗帜鲜明的抗敌：暴寇相攻，宜须御捍。只是在抗敌过程中，应心存慈悲，不应起害念。这种情怀是大乘佛教慈悲与智慧合一的典范。《佛祖历代通载》对此更进行演绎说：“属国诸王皆从之稟受归戒。每谓诸王曰：道在精通，遇缘即应，但依慈悲，勿故发害意足矣。”慈悲没有敌人的理念彻底征服了国王，恭信更殷，他竟然欲出家修道。
王乃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门，卿等可更择明主。群臣皆拜伏，劝请曰：王若舍国，则子民无依，且敌国凶强，恃险相对，如失恩覆，则黔首奚处。大王天慈，宁不愍念?敢以死请，申其悃愊。王不忍固违，乃就群臣请三愿，若许者当留治国：一愿凡所王境，同奉和上：二愿尽所治内，一切断杀;三愿所有储财，赈给贫病。群臣欢喜，佥然敬诺，于是一国皆从受戒。
一愿全国之内，敬信三宝;二愿国内百姓，戒断杀生;三愿所储财物，布施于贫病之人。举国奉佛，全民皈依并非神话。
解除文帝心结的情节：
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文帝引见，劳问殷勤，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斋不杀，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用?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女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则使风雨适时，寒暖应节，百谷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斋亦大矣;如此不杀，德亦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后方为弘济耶?
这是全传最为传神之笔，“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将大乘戒律重心而不重迹的理念发挥的淋漓尽致。难怪令文帝拍案叫绝，叹为观止：“帝乃抚机叹曰：夫俗人迷于远理，沙门滞于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恋篇章。至如法师所言，真谓开悟明达，可与言天人之际矣。”
《缁门崇行录》求那跋摩中专有评论：
赞曰：“帝王之不信佛法，非独不信者之过，亦论佛法者未尽其妙也。如求那者，义正而语圆，辞善巧而不叛于道，真佛法、世法融通不碍者矣。虽古良谏，议何以加?此彼世僧局偏见而自谓持正，不知使人主不欲亲近缁流者，正为此等辈也。神龙变化，非蚯蚓所知，其是之谓欤?”
求那跋摩被邀请到首都建康，正是刘宋王室最辉煌的时代。在宋文帝治世的三十年间，世称“元嘉之治”。正是有了求那跋摩的点化，宋文帝有所开悟，以至在元嘉十二年(435年)宋文帝还与何尚之对佛教有更深一层的探讨：“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何尚之对曰：“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
求那跋摩之所以弘传大乘戒律，除与其慈悲心性不可分之外，还与当时中土的佛教处境有关。是社会环境的需求与佛教发展的趋向成就了他。
《魏书·释老志》谈到北朝的僧团状况时说：“所在编民，相互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而南朝即使到宋孝武帝时僧团的情况并未好转。规范僧团戒律的译出与流通，成为当时佛教界最为紧要的事项。在这样的背景下，求那跋摩的译律事业由此开启。
大乘教需要大乘戒，这是求那跋摩在早期中国佛教史上独特的意义。与小乘声闻戒相比，大乘菩萨戒具有很强的超越性：不仅止恶，且勤修六度、广作诸善;以大乘菩提心为基础，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根本目标;适用对象广，为出家、在家佛弟子共同受持;虽亦有戒相，但不拘泥于戒相，持戒重在把握精神。
求那跋摩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来说：一是对大乘戒的翻译。一是对中国比丘尼僧团建设的完善。
求那跋摩到首都建康是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而其圆寂是在同年的九月二十八，也就是说在建康译经的时间还不足十个月，实在令人惋惜。因时间关系，求那跋摩译经不算太多，且多为律部典籍。镰田茂雄先生在《中国佛教通史》中评论说：“求那跋摩的译经，虽只短暂九个月，尚能译毕四部经典，已算速度超人，自然没有多余的时间再作校正。诚如《菩萨善经菩萨地持二经记》记述，参与译经的僧祐，于事后批评《菩萨善戒经》谓‘诸品杂乱，前后参差。’可见这是无暇作完善修整的缺失。”从求那跋摩译经的内容看，他是偏于弘大乘戒的。汤用彤先生评价说：“大乘戒法，由此传于南方。”
菩萨戒以作为大乘戒律的根本经典，流传汉地的主要是四类七种。梵网类：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梵网经》二卷，有关此经之真伪历来就有争论。璎珞类：为姚秦竺佛念译《菩萨璎珞本业经》。瑜伽类：指依据梵本《瑜伽师地论》卷三十五至五十《本地本中菩萨地》，以及其异译本《菩萨地持经》《菩萨善戒经》中的“戒品”录出翻译的四种戒本，即北凉昙无谶译《菩萨戒经》一卷，刘宋求那跋摩译的《菩萨善戒经》一卷和《优婆塞五戒威仪经》一卷，唐玄奘译《菩萨戒经》一卷。优婆塞类：指北凉昙无谶译《优婆塞经》七卷。在此四类菩萨戒经中，只有《优婆塞经》是专为在家众所立，其余菩萨戒经则是在家出家皆可。由此可以看出，在七种菩萨戒经中，求那跋摩一人就译出二种，意义重大。
跋摩的另一贡献是对中土比丘尼戒的关注与完善。其传中说：
时影福寺尼慧果、净音等共请跋摩云：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经有尼，那得二众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众发，设不本事，无妨得戒，如爱道之缘。诸尼又恐年月不满，苦欲更受。跋摩称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随喜，但西国尼年腊未登，又十人不满，且令学宋语，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足满十数。
按佛教戒律，女子出家，二十岁之前，要先受沙弥尼戒，共十条，故亦称受十戒;二十岁后，要受具足戒，又称大戒，共三百四十八戒，或称五百戒。与比丘不同，比丘尼受此戒时，要先后从比丘、比丘尼二众而受，戒师须由十人组成，所谓“三师七证”。经过二部僧受戒，才可成为真正的比丘尼。但中土早期比丘尼的受戒，并没有二部僧的因缘。晋世四众皆备，但比丘尼受戒却一直是在这种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
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到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
《高僧传》卷三《僧伽跋摩传》亦云：
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将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时二众未备，而三藏迁化。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众乃请跋摩为师，继轨三藏。
僧伽跋摩完成了求那跋摩的遗愿，与铁萨罗等尼共同为三百余尼众于二部僧中授戒。比丘尼受戒契合了佛制。宋张敦頥撰《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一《铁索寺》条：“本东晋尼寺也。尚书仲杲女见释书有比丘尼，问讲师，师曰：女子削发出家，为比丘尼。后因铁索罗国尼至，遂就此建寺，尼以铁索罗为名，中国尼自此始。”从此中国比丘尼从此建立二部僧受戒制度，在中国佛教戒律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另外，求那跋摩在南林寺创建了戒坛，为中土戒坛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