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佛法弘扬本在僧 纪念太虚大师
发布时间：2023-11-07 04:09:05作者：经藏网太虚大师像(网络图)
近代社会，风起云涌，中西文化交融激荡，庙产兴学风波不止，佛教如同一叶漂浮于大海中之小舟，险象环生，波谲云诡。护教安僧成为佛门头等大事。在这一场挽救民族危亡、护国爱教的运动中，太虚大师以其特有的行事风范，诠释了处于这种动荡时节、中西文化碰撞中的佛门领袖于困境之中重整僧团、再树法幢的决心。其佛教建设思想已成为中国佛教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影响着华人世界佛教的走向与型态，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建设的创业垂统树立了历史性的丰碑。
太虚大师生活的年代，佛教既受到本国“庙产兴学”风波的震荡，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挑战，在此情况下，欲振兴佛教必须具备现代品格与世界眼光。他说：“中国的佛教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为现代的世界佛教。”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太虚大师将自己的改进佛教运动分为四个时期：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3年，是他接受新思想，顺应时代潮流而兴起改革佛教思想的时期;民国3年至17年，是第二个时期，主要在整理形成他佛教革新的理论，像《整理僧伽制度论》这样纲领性的文章就形成于这一时期;民国17年至27年，这是第三个时期，他深感在中国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形势下，来谈论佛教改革是绝无可能的，所以他设想以佛教“万有皆从众缘所成”理论来改变世界各国相对立的观念，真正实现世界和平，这样中国才会安宁，佛教的改革才会有可能。所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就是围绕“世界佛教运动”也就是“佛法救世运动”来展开的。1940年以后，太虚大师的改革进入第四期，他经过对缅、印、锡佛教的考察，认识到过于庞大的改革计划其实不易成功，他主张建立菩萨学处，让大众行菩萨行，以入世化、现代化作为中国佛教改革的方向。
在当时的情形下，如何对中国佛教进行整顿变革，使其具有世界佛教的性质，太虚大师说：“发挥台贤禅净总合的特长，将律、密、性、相，彻底容摄成整个的佛法，于是中国的佛教因之重新建立，而亦可成为现代的世界佛教了。”他将建设世界佛教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佛教圆融包容的性格上。在这一点上，他充满信心，他更说：“综合各方域各时代的佛学超脱其拘蔽，俾发扬为世界性佛学，惟中国佛教最有其可能性。”太虚大师认为“佛教为东洋文明之代表，今代表西洋文化之耶教，已失其宗教功用于欧美;欧美人皆失去其安身立命之地，故发生今日之大战局。吾辈当发扬我东洋之和平德音，使佛教普及世界，以易彼之杀伐戾气，救脱众生同业相倾之浩劫。”
太虚世界佛教思想可以说早在第一次访日时就已萌芽。民国六年(1917)太虚大师赴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12月他从日本访问归来，回到宁波，将此次东游所作诗文、游记等，编辑成《东瀛采真录》。尽管此次出行仅有二月的时间，但却对太虚大师重新整合其佛教改革计划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日本佛教教团的考察，让他感受到《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分宗组织等观点，与日本目前的教团组织结构十分相近。而他筹建“佛法僧园”和“在家正信会”等设想，与日本佛教缺乏全国性最高权威管理机构相比，则有合理之处,即“各宗自为部勒，不能融合成一大佛教团”。他说：“日本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他觉得与日本佛教相比较，“我的《僧伽制度论》，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这次考察使太虚对僧制改革更具信心。如日本佛教各宗严密系统的组织，各宗所办教育实体、社会文化以及慈善事业，这使他看到改革的一线曙光。他始终认为普及佛法于整个世界，佛化世界，以拯救今后之人类，是作为世界佛教中心的中国佛教徒的重大责任与使命。
他的世界佛教运动的初步实施，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往庐山大林寺住持暑期佛学讲习班，并发起筹办世界佛教联合会。民国十三年夏，“世界佛教联合会”正式挂牌成立。成立大会上不仅有日本代表，还有英、德、芬、法等国的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三项议题：一是中日佛教界如何交换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二是如何联络泰、缅、锡等国佛教界，使他们也一同参与国际佛教联谊活动;三是如何向欧美国家弘传佛教义理。大会决定翌年在日本召开“东亚佛教会议”。同时，太虚大师也萌生了创办“世界佛教大学”的念头。民国十四年10月，太虚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26人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再次考察日本佛教，先后到神户、东京、名古屋、京都、奈良、大坂等地参访寺院，并到佛教大学讲演，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自日本回国后，又应邀前往新加坡弘法。
此次赴日参加“东亚佛教大会”，让太虚对日本佛教的了更为深切的感受，早先他就一直将日本佛教作为自己改革计划的参照物，并对其宗派组织管理系统最为欣赏。但此行近距离的观察却使他对日本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或者说是发现日本佛教的运行其实并不像他先前想的那样好。所以回国后就写了一篇《由职志的种种国际组织造成人世和乐国》，指出要想建立佛教的国际化组织，一定要有职志一致的僧格，针对日本佛教的状况，他提出：“今世耽妻室、甘肉食而为僧者，应知其实非僧也”。这一方面是对自己以往对日本佛教看法的纠正，同时也更明确中国的佛教再改革，也不会走日本佛教那样的路子。
在日本参加会议期间，太虚等人除参访了一些寺院，并拜访了日本佛教界的一批领袖与学者，对日本佛教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此外还与德国驻日官员接触，他们欢迎太虚大师前往德国讲学，由此也增强了太虚弘法欧美的信心。
民国十七年秋，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及国内不少知名人士鼓励并资助太虚出国考察讲学。1928年8月11日，太虚大师终于成行，踏上了西行之路。太虚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锡兰、埃及，遍历英、德、法、荷、比、美诸国，宣讲佛学。首先在法国作了多场讲演，虽然效果不是太理想，但表达了希望西方人士除了接触传统的巴利语系佛教外，更应了解目前规模较大的汉语系佛教。并计划在法国设立世界佛教苑巴黎通讯处，他提出的理念为：“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在演讲中，他阐明了自己发起佛教革新运动的宗旨与意义，是为了“在现今世界文化大交通的趋势上，却应将此超脱一切方土、时代、人种、民族等拘碍而又能融会贯通东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学，明明白白宣扬出来，使普及群众，以作人类思想行为的指南。”在英国，太虚大师介绍中国佛教的现状，让更多的英国人士了解中国的情况。同时他呼吁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进来，佛教的学者也可以联合研究，并商谈组建世界佛教苑伦敦通讯处。他在英国还与著名哲学家罗素进行了亲切会晤。随后他到比利时会晤了一些佛教学者。在德国他停留了两个多月，商谈成立世界佛教苑德国通讯处。其演讲中缘起性空的思想让德国学者甚感兴奋，德国著名教授爱吉士对太虚说：“在科学思想上能建立世界新宗教者，唯有佛教。”1929年1月30日，太虚大师再回法国，法国政府指示巴黎市政厅捐出一块地专门作为建设世界佛学苑的用地，后来因各种原因，此事未能切实落实，太虚大师也没有去认领所捐之地。但巴黎佛学会总算成立起来，太虚出席会议并讲了开示，这也算是此行的一个成果。
再后来，太虚抵达美国，太虚访问了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先后于耶鲁大学、西北大学、哈脱福特宗教研究基金会以及伯克莱宗教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等地作了讲演。在芝加哥访问了费乐特博物院罗特院长，商谈筹设世界佛教苑美国通讯处。与美国著名学者休谟等人交流思想。1930年4月29日，太虚大师回国。
太虚大师欧美之行，虽然说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语言翻译、关注问题焦点有不同，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作为中国人对欧美人士宣讲汉传佛教的意义却是很大的。早先虽然有杨文会居士在欧洲的短期活动，但只是限于很小的范围。此次太虚欧美之行却是大张旗鼓的进行佛学演讲，接触层面也较为广泛。
太虚大师像(网络图)
太虚大师欧美之行的意义在于：首先让西方人士真切感受到活生生的汉传佛教僧人的风采，看到了有别于以往佛教人士的形象。美国佛教史学者维慈曾评论说：“他的听众以夫子所要讲的内容似乎并不那么挑剔，并对他那富有魅力的风度、引人注目的称呼以及华贵雍容的外表更感兴趣。”太虚大师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展示了东方佛教的人格形象，以连续讲演来表述汉传佛教的内涵。
其次，他的欧美巡讲，尽管听众不是太多，但影响却是无限的。像法国东方博物院院长阿甘就说，法兰西佛教的开创者就是太虚大师。西方各大报纸上对太虚大师此行以及每次讲演的报道也为西方社会带来一缕清风，大大扩展了他们在佛教方面研究与关注的领域。
第三，太虚大师的欧美弘法也对日本学界是一个触动，许多日本学者对此感到惊奇，一反平日他们所认定的中国佛教衰落不堪的印象，看到了中国佛教的复兴气象与气度。日人水野梅晓就这样评价太虚说：“法师欲依佛教主义之宣传，令欧美人改造对世界之基础观念，于谋世界人类之和平与福祉之在抱负下，不以其劳为劳，诚精力绝人之勇者也!”
第四，对太虚大师来说对首次对欧美诸国的访问使他和眼界更为广远，思路更为开阔。他认识到以往对欧美国家道听途说的印象并不是真实的，而自己原先设想以佛法智慧来化导西方人士，进而改造西方社会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而作为西方社会价值指导的基督教文化亦有其可取之经验，这使他在回国后所做的一系列改革方案中作了吸取。他借鉴外国牧师培训方式，设计全新的教学大纲。在他所创办的佛学院中开设世间文化课程，如国文、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生物学等，并设有日语、英语、梵文、藏文等课程，开创了一种新式僧教育体制。而且从国外回来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的佛教教育与僧制建设上。太虚还在一些学校举办《世界亚欧美佛教之鸟瞰》、《欧美佛教概况》等演讲，并在武昌、北京、重庆等地设立世界佛教苑研究部、世界佛教苑柏林教理院、世界佛教苑汉藏教理院、世界佛教苑图书馆等，全力推进其世界佛教运动计划。
第五，太虚大师一直提倡全世界佛教徒联合的思想在当时与日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像大陆佛教日后与日、韩、缅、斯等国的友好往来皆是承其余绪，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念亦有太虚大师思想的影子。
在近代中国佛教史上，太虚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他对欧美历时7个多月的访问，既扩大了他的佛教革新眼界，进一步丰富其改革佛教的思想，同时也是将中国佛教思想向西方传播的一次成功尝试。圆瑛法师在上海各界人士欢迎太虚访问欧美归来的大会上评价说：“佛法有幸，杰出斯人!于末法世，乘大愿轮;童真入道，脱俗超尘;学通三藏，智冠同伦;具无碍辩，融旧合新;降魔制外，裁妄续真;遨游欧美，广度迷津;遄归本国，唯愿扬我佛教之真精神!” 正是太虚拥有这样的未来目光与全球胸襟，他的改革宏图才具有前瞻性与历史的意义。
太虚早年曾入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半年。后来他又景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学者的革新思想。民国以来改革复兴思潮激发了太虚以佛法救世救民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促成了他发起改革佛教的宏愿。他曾于1912年组织了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想把镇江金山寺改为佛学堂。但由于佛教界传统势力的阻挠，未能成功。1913年2月，在寄禅和尚追悼大会上，太虚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1914年，太虚大师到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将其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整理，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出关后，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高举佛教改革的旗帜，提出“三种革命”，开始了他为时30年的改革实践和弘法事业。
太虚大师所谓“教理革命”，其重心在革除已往佛教，专为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政策的工具，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要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以此去改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增进人类互助、互敬，完善社会制度，使人人能注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展开求进步，以道德来美化人生、发挥人生本有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排斥类似神道设教及专向死后问题的探讨。
所谓教制革命，太虚大师在所着《僧伽制度论》中，作了专门的论述。这也是三大革命的重点所在，目的在于改革僧伽制度。以后他又写了《僧制今论》、《建僧大纲》等。太虚大师反对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反对把方丈当作家长，将徒众当作子弟，呼吁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使其适应时势，成为合理化的现代僧伽制度，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以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戒和同修，意和同悦的精神，使僧团成为弘扬佛法的中心。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全国十万僧伽为准，构想了一个僧制的组织蓝图。以他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团”，它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总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为一省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卢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寺，作为八宗的专修场所。每县则设“行政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德苑”(专修经忏法事)一，“尼寺”(专住比丘尼)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一，“宣教苑”(宣讲于乡镇)四。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我们说，这是一套完整并富有启发性的理想僧制，但由于这种想法距离当时现实僧团实际太远了，最终难以付诸实施。
所谓教产革命，就是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不为少数住持所私有，要用之以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材和兴办各种僧教育事业，如办学校，医院，工厂。在这三大革命中，自然是以“教制革命”为其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革命”和“教产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倡导整顿僧伽制度，力图补偏救弊，主张统筹全局。他的这一主张，吸引了当时社会上及教内的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其所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说到：“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下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具体来说，大致是：一、革除：革除历代帝王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这三项主张，是太虚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但总的来说，他的革新计划没有得到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佛教内部强大势力的阻挠，传统力量过于强大，并认为这些改革的主张是离经叛道。他晚年写有《我的革命失败史》对自己的改革运动作了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