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和尚墓

愁云微雨之中，我伫立于荒草漫径的鉴真和尚的墓前，想到一千两百多年前的一位元盲了目的中国老和尚，寂寞孤孑死在这样一块外国土地之上，为异邦人所不解，为故乡人所忘怀，真个是岁月悠悠，而人事渺茫，不由得令人兴起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时的那股伤感了。

鉴真和尚墓安置在日本奈良市西郊外一座名为“唐招提寺”后院的林深处。由京都搭近畿铁路开往奈良的特别快车，大约费时三十分钟，在一个叫著「西京”的小车站下车，然后再沿著农田徒步二十分钟，便可找到这个唐招提寺。日本女作家永井路子曾经写了一篇考据唐招提寺的文章，她介绍了这个由“唐人”建造的纯中国式的中国寺院，在一千两百年前，不仅在宗教上、建筑上、佛像雕刻上，以及汉文书法上，给予日本文化以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她尤其考究出鉴真和尚和他的一群中国徒弟，在当年日本政教混同的权力斗争上，也扮演过一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是一种悲剧，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同时，日本美术史家安藤更生和著名小说家井上靖，也先后有过鉴真和尚传记的著作，而后者更仔细描写了鉴真和尚由中国扬州浮海东渡费时十二年的途中艰辛过程，更增加了我对鉴真和尚这个人物的关心。

老实说，我之专诚访问这位鉴真和尚的墓，便是由于永井路子、安藤更生、井上靖等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动机。我一路在想，何以这样一个重要中国人物的这样的重要事业，竟一直为中国人自己所忽略？

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在日本的文化地理上，虽然属于奈良处于奈良郊外的一片农田之中。我在西京车站徘徊了很久，经过两度的问讯，终于在一丛古槐的身后发现了它。从寺的南大门走进，才又发觉这寺的内院竟是相当深阔而开朗的。

大门里侧左手，有一个牌示亭，牌子写著日文和英文，说明这个寺是在日本天平宝字三年（西元七五九年）由唐朝来日的鉴真和尚所建，当时，这个寺的地脚是平城京（即奈良）右京五条二坊，正是首都奈良的中心所在。然而，人世沧桑，现在勿宁偏处于荒村僻地了。

招提二字，原是梵语的“拓辟提奢”，后来因为抄经和尚的笔误，把拓误为拓，而且去辟奢留提字，便简化而成了招提。招提似有收留游方和尚的涵义，也就是十方住持寺院的意思。

这个唐招提寺，当时是一种私立的寺院，住持的鉴真和尚又是中国唐朝人，而且鉴真和尚当时授戒传道的地位又极其崇高；这一事实，在后世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中，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八世纪的日本，佛教是掌握在日本皇室和当时的统治者的手中的，就当此际，唐招提寺的出现和存在，对于当时日本政治上所起的作与授僧戒律的私立大学，另把当时奈良的东大寺比喻为国立大学，而这个国立大学居然有时没有私立大学的权威高。

由唐招提寺正门走过五十公尺左右的细沙道路，便看到一间大殿，日名叫金堂。大殿高约十五丈横长约三十丈，殿前有八颗圆木柱，为日本其他寺庙所罕见。这大殿规模虽然不算十分宏伟，但，其建筑结构，则是保持自八世纪以来的形态风格成为现在日本重要“国宝”之一。殿里面更有当时雕刻传留下来的木造弥勒菩萨座像、如来像、罗汉像等，都是国宝。

金堂之后，有一间大讲堂，据说也是八世纪以来的建筑，为鉴真和尚讲经之地，可惜当我来看时，它正被拆除改修，里面同样的也有些国宝，我无从看到了。

寺院内尚有当时的僧舍、钟楼、戒坛等遗迹，目前，只剩下基石或一片土堆，业已消逝了原状。不过，纪念鉴真和尚的“御影所”和他的墓地，经过后人的补修，却都健在。八世纪前，由鉴真和尚的徒弟们手雕的鉴真木坐像，仍栩栩欲生，不改颜色，这里看出这批中国和尚匠心匠艺的高超。当然，这座木像也是现在日本的国宝。

鉴真和尚

然而，人世上许多事业，其后世的历史评价，却都未必能够十分吻合当时的情形。一千两百多年以后的今天，由历史学家所看的鉴真和尚，和他当时所遭遇的实际情形，此中便有大大的悬殊。这中间应该说是人事无常，或者应该说是历史的嘲弄，总之，许多历史上的价值判断，都未必能公平待遇了当时行为的主人。当我站在鉴真和尚墓前，的心头便涌满了这种思想。

鉴真和尚之东渡日本，原是出自日本皇家的邀请。日本天平四年（七三二年），日本圣武天皇派遣第九次遣唐使赴唐的时候，使节团中便有了两名留学僧，一名叫荣睿，一名叫普照。这两名日本和尚的赴唐任务，除了他们本身的学习佛法之外，他们尚要在留学期间物色一位中国高僧，请来日本，以为日本佛信徒授戒，并传授佛家的戒律。因为那时侯日本佛界尚没有这样一位可以授戒的高僧，同时，彼日本佛界正因流民为逃避役兵，和赋税太多混进佛界，使得佛俗混乱，纪纲大坠，为求澄清日本佛界和日本政治社会上的安定，也迫切需要请来这样一位中国高僧。

唐天宝元年（七四二年），两名日本和尚在中国学佛学到第十年，他们这才辗转到了扬州大明寺，会到了当时中国著名高僧鉴真和尚。他们这才辗转到了扬州大明寺，会到了当时中国著名高僧鉴真和尚。他们原意只求鉴真和尚推荐一名他的高足前来日本的，讵知，当鉴真和尚当众询问谁肯为施佛戒而赴日的时候，群徒中竟无一人应命。于是鉴真和尚便决定自己东渡。自然日本和尚喜出望外。这正当鉴真和尚五十五岁的时候。

当时，浮海东渡日本是一椿甘冒生命之险的行动。由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到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年）历时十二年，鉴真前后渡海五次，五次都失败了。五次失败之中，除了其中三次因为受到中国和尚和官方的干扰者外，一次是船在海上遇风，由钱塘江口漂流到舟山群岛，后转途浙东返回大陆；另一次，则船只南流到海南岛，后经广东、江西又回到江苏。就在这一次失败的归途，鉴真因年迈过劳而两目失明。同行的两名日本和尚，其中名叫荣睿的也因病死在途中。可是，尽管如此，鉴真东渡之志，并未因之稍挫。

天宝十二年最后一次，鉴真和尚随同日本第十次遣唐使的回程船只，终于抵达了日本。这时盲目的鉴真和尚已是六十六岁的高龄，而负责迎他来日的仅存的一名日本和尚普照正是赴唐留学满二十年的年头。

鉴真和尚给日本带来七尊佛像，一千余卷佛经，五名中国和尚、四名番属和尚、其中蒙古、西藏、安南、土耳其各一名。鉴真更带来一套汉医书籍，一套王羲之真迹书法，和一大批工匠；包括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家。

异邦圆寂

这时，日本圣武天皇已退位，女皇孝谦天皇对待这位中国高僧倍极优隆。当时，奈良的东大寺设有“僧网”，为节制日本全国僧徒的最高机构。孝谦天皇把鉴真和尚迎在东大寺的僧网之内，封为“大僧都”，几位鉴真的高足也都封为“小僧都”。大僧都是和尚中位置最高的一级，赋予统治众僧的职权。鉴真之外，另有一名日本和尚良弁也拥有这个头衔。

鉴真和尚就在东大寺建筑戒坛为众僧授戒。日本圣武太上皇、光明太皇后、孝谦女星均一一登坛受戒。日本佛教风气一时为之大振。而鉴真和尚在日本的影响力量就在此时发挥到顶峰。

但，为时不过五年，日本天平宝字二年（七五八年），继孝谦女皇即位的淳仁天皇下了一道诏，托词鉴真和尚年老，不胜政务干烦，封以“大和上”头衔。便解除了鉴真和尚的大僧都职权了。从此而后，鉴真和尚和他的徒弟一行便被安置在现在唐招提寺的地方了。就是说，一个私立的讲授唐律的寺院便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

后来经过史家的验证，鉴真和尚在被解除了大僧都的职权之后，在唐招提寺内的一段生活过的并不十分理想。

日本女作家永井路子便指出，鉴真和尚之被解除大僧都职权，可能是由另一日本人大僧都良弁所发动的一种权利斗争的结果。那时侯，日本和尚中曾有一种“自誓受戒”之说，其目的似乎便是为了反对中国和尚的专权授戒。而良弁很有可能便是这个说法的幕后支持人。

另外，唐招提寺这块地方，原是一位道祖王的王府。道祖王曾被指名为孝谦女皇的太子，后来因为他参与了一个谋叛行动，竟被天皇下令杖死府中。府中可能尚有其他家属同时被杀。所以，这个道祖王府实是一个凶宅。一帮中国和尚被安置在这样一间凶宅之内，可见待遇已不是什么优遇了。

而唐招提寺正式的著手建造，大约在日本天平神护元年（七六五年）以后，即孝谦女皇废了淳仁天皇重新即位以后的时候。这时权利上的斗争又对中国和尚有利了，所以，后世著名的金堂大佛殿或大讲堂都是这以后逐步兴工建造的。有些资料指证，寺内的大讲堂都是以后由日本权要大臣所捐赠的。所以，名为私立，实际上也是依靠了官方经济上的资助的。

但是，做为问题中心的鉴真和尚则是在日本天平宝字七年（七六三年）以七十六岁圆寂而终。可以说，鉴真和尚在世时，唐招提寺尚未有其现在光采的面貌，招提寺勿宁是他的一批中国徒弟在他死后的逆境中所创造的，据说，鉴真和尚当时所有的只不过是一间小僧舍、一间小佛堂而已。那间小僧舍的遗迹，就是今天他的墓地所在。

一位不畏艰巨信心坚强的人，经过狂风大浪，经过千锤百炼的奋斗，而在他能够感觉到的收获上面，不过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