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返本开新”——何建明
发布时间：2023-11-10 04:04:44作者：经藏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现代中国佛教史，是中国佛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阶段。现代中国佛教的这种历史性特征，不仅表现在政教关系、佛教制度、佛教理论、佛教文化和宗教实践等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在佛教的慈善观念上。而“返本开新”正可以概括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主要特征——既是对佛陀创教和大乘佛教精神及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自觉适应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创新性阐发。本文限于篇幅，并不是要全面地论述中国现代佛教的慈善观念，而只是集中阐述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的这一“返本开新”的历史性特征的表现，从而展现其在当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
佛教从产生时起就非常重视布施的功德，如《长阿含经》中有佛告阿难修善积功以获得福报的重要性，指出布施、持戒和禅思是获得福报的三大因缘。《中阿含经》则指出“离杀断杀、弃舍刀杖、有惭有愧，有慈悲心，饶益一切，乃至昆虫”的意义，积极提倡“常好布施，欢喜无悋，不望其报”的思想。
佛教从传入中国的初期开始，就在济贫赈灾、治病救人、戒残杀等方面做了许多服务于社会的慈善事业。佛教界之所以从事慈善事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得到王公显贵的厚给和僧祇粟制所带来的财富积累，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大乘佛教六度精神的要求。到了宋代，佛教界还积极宣传做慈善事业对于现世消灾得福和对于来生有好着落的重要意义。（全汉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载张漫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九《佛教经济研究论集》第19—32页。（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
清末民初的中国佛教界逐渐自觉地认识到，要振兴明清以来极度衰落的佛教文化，唯有继承和发扬释迦创教以来的优良传统，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这其中，继承和发扬佛教的六度布施精神，积极兴办服务于社会人群的慈善公益事业，成为比较普遍的共识。民初由欧阳渐和李翌灼等最早成立的现代佛教团体——佛教会，明确地将救济、劝善和化恶作为世间的三大事业。他们还在《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中，将赈饥、援溺、治病、保赤、救灾、济贫、扶困、利便和劝俗戒杀戒盗等，看作是救济社会的必要工作。佛教会因此得到孙中山的充分肯定和亲自批复立案。（参见《佛学丛报》1912年第2期，《专件一》第1-13页。《专件二》第1-2页。《专件三》第1-2页。《专件四》第1页。） 后来相继成立的佛教协进会、维持佛教同盟会、中华佛教总会等，都竞相将兴办慈善公益作为其主要事业之一。
太虚在1912年与仁山组织佛教协进会时和1913年初参加寄禅追悼会上，大力主张弘扬大乘佛教的救世利他精神，倡导寺产公有化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1915年他在普陀山闭关时撰写佛教改革的檄文《整理僧伽制度论》，非常明确地阐明了兴办佛教慈善事业的重要意义，该着后来成为佛教革新运动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在民初弘扬大乘佛教救世利他精神的，当然不只欧阳渐和太虚等人。仁山就认为，世间纷争不息，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佛教的慈善之心，不知天人物我为一体，而妄分畛域，但求利己，不问利他，甚至父子兄弟相争夺。因此，他指出：“孔以仁爱普济天下，佛以慈悲广度众生，要之无不为达此合群之一目的也。群之要旨，舍慈善其谁与归？” （仁山《论慈善为合群之要旨》，载《佛教月报》第一期（1913年4月），第9-10页。）
民国时期长期领导中国佛教会的圆瑛，在民初与太虚协助寄禅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他在一次演说中就积极提倡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我等僧界，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体如来平等之心，立菩萨坚固之愿，融通真俗二谛，成就自他两利。法华经云，治世语言，资生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第当视其人之知见为何如耳。佛教之理，本极圆通，向来因僧界不预世事，流为习惯，世出世间打成两橛，不知佛有三乘，小乘自度不给，无暇及他，中乘虽有利他，功行亦寡，大乘力量充足，利他为先。” （ 圆瑛《中国佛教总会一周纪念演说》，载《佛教月报》第一期（1913年4月），《演说》第5-6页。）正是从这一大乘利他精神出发，圆瑛后来相继领导成立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等颇有影响的佛教慈善机构。
在清末民初僧伽界和居士界有重要影响的谛闲，在《在宁波佛教会演说辞》中说到，佛教来中国二千多年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最可宝贵的就在于“以有真实不讳之‘慈悲’二字在也”。慈能与乐，悲能拔苦。而现在社会上所以仇视佛教徒，轻蔑佛法，就是因为不做慈悲事业而只顾埋头吃饭。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实行平等宪法，佛教也将随国运大兴。“吾辈佛徒，亦当秉我佛慈悲救世之精神，首先着手进行拔苦与乐之事业”。利生事广，最急切的是设立医院，救治贫病，施药疗治；其次是筹办平民学校，培植寒苦子弟，将来造就人材，辅助社会工作。其它与乐拔苦的事业，还有许多，虽然佛教界能力有限，但是“总求竭其力而行之”。正是从这一慈悲救世精神出发，谛闲在主持宁波观宗寺后，大力支持宝静开办佛教义务学校等公益慈善事业。
从以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居士界的欧阳渐、李翊灼等，还是寺僧界的寄禅、仁山等；也无论是改革佛教比较激进的太虚，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圆瑛和谛闲，都积极主张继承和发扬佛教的大乘救世利人精神和中国佛教史上的慈悲救世传统，将举办慈善公益看作是振兴佛教必不可少的重要事业。因此，谛闲认为，现代的佛教徒，对内要修戒定慧三学，对外则以慈悲救世，群策群力，广兴慈善等事。
二
如果说，民初欧阳渐、太虚、仁山、谛闲、圆瑛等人积极主张佛教界兴办慈善公益事业，主要是针对明清以来佛教的极度衰落而急切寻找振兴佛教之路的强烈愿望，从而认识到大乘佛教救世利他精神和中国佛教的慈悲救世传统的现代价值而着力弘扬，那么，到了民国一、二十年代，随着佛教文化的逐渐复兴，佛教界对继承和光大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传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自觉。
首先，慈悲之道是佛教的宗旨，因此，兴办慈善事业是佛教徒的天职。
1918年宁波白衣寺方丈安心头陀邀请圆瑛、太虚等创办佛教孤儿院于白衣寺，工读并重，教养兼施，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三年后，圆瑛针对宁波佛教孤儿院的情形明确地指出，佛之为教，就是以慈悲为宗旨，以智慧为先导。慈者与一切众生之乐，悲者拔一切众生之苦。现在虽去佛时遥远，但圣言犹在。我等既为佛子，奉佛之教，应深体佛陀本怀，行佛之行，勿存小乘自利之心，而当发大乘利他之愿，虽然我们不能象如来那样发愿普度一切众生，但是，如果对于人道中一般贫苦孤儿，不发一念慈悲之心，设法施以救济，未免与佛宗旨大相违背。佛经上说，一切众生，皆当作佛。今日的孤儿，不仅是未来的巨商大绅宰官长者，更可能是未来之诸佛。因此，“诸方同道，当大发慈悲，广兴饶益，到处提倡，建设佛教孤儿院，教养兼施，即是修行，即是精进。昔有人责我曰：此慈善事业，乃社会之责任，出家人何必为此？我答曰：子但知慈善事业为社会之责任，不知慈悲之道，为佛教之宗旨，与乐拔苦，固佛子之天职”。 （圆瑛《宁波佛教孤儿院第二届报告序》，《海潮音》第二卷第二期（1921年2月），《象王行》第4-6页。）
1924年，圆瑛还想在宁波孤儿院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在厦门、漳州等地继续开办佛教孤儿院等社会慈善机构。他在面谒厦门一地方官时说，佛教原以慈悲为本，化导为怀，都由僧界多以小乘自囿，不肯涉俗利生，分担社会慈悲公益，多以佛理深奥，不肯翻译宣布，补助国家教育不及，从而与佛教大乘宗旨相背。圆瑛此次来厦讲经，还抱有两种思想，即待讲期圆满后，在厦、漳创办佛教孤儿院及佛教布教养成所各一处，“一符教旨而尽天职”。 （《圆瑛和尚与熊厅长之谈话》，载《海潮音》第五年第十一期（1924年11月），《事纪》第15-16页。）这进一步说明，圆瑛是将兴办佛教慈善事业，看作是对佛教慈悲本怀和大乘利他精神的弘扬，是佛教徒积极适应社会国家之需要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到了1930年代，圆瑛的佛教慈善观念又有新的飞跃，将慈善事业看作就是佛教徒的修行和佛事。1931年全国的湘、鄂、皖、豫、苏、浙、赣、闽、粤、川、冀、鲁、辽、吉、黑等十六省发生严重水灾，灾民超过五千万。当时佛教界也积极地参加了救灾行动，倓虚、太虚、叶恭绰、李圆净等佛教僧俗都发表评论，一方面呼吁佛教徒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救灾活动，另一方面也强调“根本救灾在全国人心的悔悟”。 （《今年之水灾》，载《佛学半月刊?水灾特刊》（1931年10月1日）。第六版。太虚谓《根本救灾在全国人心的悔悟》，同前载，第五版。倓虚《挽劫消灾救急宣言》，同前载，第七版。）作为当时中国佛教会会长，圆瑛面对灾情，大力呼吁佛教徒积极救灾，并强调救灾布施是佛教徒修行的好机会。他说，吾佛立教，以慈悲为宗旨，以救世为主义，遍观法界众生，皆如一己，众生之苦难，即自己之苦难，莫不尽力而救护，乃至舍身，也在所不惜，如释迦世尊曾割肉喂鹰，将身嗣虎，又于饥世身化摩竭大鱼，游于沙滩，以供众生之食而全其命，只顾利他，而完全损己。
其次，兴办慈善事业，既彰显佛陀入世救世主义，又有益于人民生计和国家和平，以尽国民之义务。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并颁布新宪，宣告人人都是国民一份子，享有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同时也要尽国民之基本义务。生活在中华民国新宪下的国人，并不是很快就有了自觉的国民意识，许多佛教徒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佛教中也不乏太虚等先觉者。邓尉山僧就指出，现在疮痍满目，兵匪横行，天灾人祸，沓然纷陈，死亡相籍，十室九空，苟不本我佛大慈大悲以救济人民，上而流为匪类，扰及国家，中而荡为游民，污及社会，下而终为贫苦，丧失人权。他们虽属可恨，而实堪悯，虽鲜于福力，然非无可救治。如果佛教同人，协力同心，共组善会，本我佛出世入世主义，阐我教自利利他精神，发起大悲大智。智则重于上求，务求出世之法，如镇江金山、扬州高旻、杭州天目等处修习禅定，武昌佛学院、安徽佛学校、常州清凉学院等处研究佛学，金陵宝华古林等处精持戒律。悲则重于下化，专在入世之法，如兴办孤儿院、贫民学校、游民工厂、施材施药等等。但是，出世与入世，本自融通不二，佛陀创教，正是要通过出世与入世的悲智双运，来救赎众生生老病死之苦。况且，佛经上还说，资生事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佛法要从世谛中显明。大力兴办佛教慈善事业，正是扩充佛化，使“佛教”二字印入更多人的脑海中，再加上简单的佛学精神之训导，教养并举，使受益者深体佛陀慈悲救世、平等不二之本怀，从而“可收良民之效，将来定为福国之基”。既为佛子，又为国民一分子，理当为国家尽义务，为社会谋幸福，为人民觅生活。因此，立孤儿院，视人子如己子，养教兼施，使其逐渐自食其力。继之建贫民学校，教养流散游民，以防隐患于未然，翊政治之不足。其它如办游民工厂，收养流离失所者；办养老院，收容无依无靠老人，等等。 （邓尉山僧《劝请中国佛教提倡慈善刍议》，载《海潮音》第五年第十一期（1924年11月），《杂文》第2-3页。）
其三，大乘佛教的菩萨行，是先行财施以解除生活困苦，再行法施以解决生死大苦。
佛教历来重视财法二施，但所谓财施，多半是指信徒或居士施财供养三宝。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四川成立了佛化慈济社，该社发表的宣言中称：佛教的菩萨，修行六度时，先要修行布施，修行布施的时候，先行财施，解除他生活的痛苦，使其产生信仰之心，然后再行法施，劝导他随顺佛法修行，解决他的生死大苦。因为世人在衣食不保的情况下不可能专心修出世法，所以菩萨要先以财施解决他的求不得苦，然后再以法施解决他的生死大苦，如果不能布施，就不能度众生，不能度众生，就不是真正的菩萨。而不修菩萨行，又怎么能成得了佛呢？反过来说，有能力而不布施救济贫苦，就叫悭吝，悭吝种的是饿鬼因，三恶道的饿鬼不是很苦的吗？因此，应时势的需要和解决佛教徒自身的痛苦，就要实行佛教拔苦与乐、大悲救世的宗旨。这就是创办佛化慈济社的根本原因。（《四川佛化慈济社宣言》，载《佛化旬刊》第七十三期（1927年4月），第3-4页。） 因此，该社《简章》明确规定：“本社以宏扬佛法，促进社会改良，慈善利济人群为宗旨。” （《四川佛化慈济社简章》，载《佛化旬刊》第七十三期（1927年4月），第5页。）
四川佛化慈济社的创办，引起当时社会上的支持与赞赏。朱幸觉居士就指出，慈者慈悲，济者救济。以慈悲而行救济，其种因也必大，其结果也必宏。佛经上说，菩提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一切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如果没有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因此，慈济事业，正是以大悲水饶益一切众生。佛化慈济社的成立，将见有无量数之众生，得大悲水之灌溉，无上菩萨成就无量菩提也。救济之事，一人为难，若多人共襄，不仅能救济贫者，也是救济自己。况且，“济诸贫者，而复教之工艺，导之学问，劝之念佛，尽救济之能事矣。菩萨以布施摄贫穷。布施为六波罗密之首，盖世尊示未来修菩萨行者，当先修行布施，破其悭贪积习，隆其福田，福田既隆，世世生生乃有力作宏法之事，否则自谋衣食之不暇，何能修行檀度，故慈济实为佛弟子最要之行，该社今创始矣，伫见无缘慈云，普荫法界，大悲惠泽，遍沾阎浮。” （ 朱幸觉《勖四川佛化慈济社》，《佛化旬刊》第七十三期（1927年4月），第2-3页。）
其四，菩萨要福慧双修，研究佛学也应兼办佛教慈善救济事业。
弘扬佛法，方式多种多样，如禅修、念佛、讲经、办教育、做慈善等等。人们通常会认为，弘法利生，只选取一两件做去就行了，很难同时兼顾多种，而慈善事业因财力物力等诸多原因，尤难为人们所兼顾。1930年代初，太虚在《瑜伽菩萨戒本讲录》中明确地指出。
菩萨戒乃是深切现今七众佛徒实际上办事的应用，如出家僧办佛学院及公益慈善等，皆时势上应办之事。换言之，凡与众人相关而有益社会之事，今后皆应去办，非复闭门修行可尽其责。然出家僧办事，须受学此菩萨戒法，方有办事行轨，否则，破坏佛法，违背教规而不自知。以前出家僧所采取的修行法，非自了之禅宗，即往生之净土，都不圆满。此戒方为正修之菩萨行。至于礼拜、念诵，也只是万行中之一，应当依此菩萨戒而发菩提心去行六度、四摄。可惜的是，中国向来的修行者，大都不知注意到此，惟以空心静坐为修行，对于现身社会去作一切利他事业，极端反对，谓非本分！其有能作事者，又多未得菩萨戒之真谛，故其一举一动皆贪、瞋、痴之烦恼为之主动，将中国佛教弄成死气沉沉，怪象重重，良可慨也！夫菩萨之修行六度，以不离有情界之实际，作一切利生事业为正修行，故非学此戒去修菩萨行不可。此戒为现今在家出家之佛徒需要，以在现今国家社会之环境中，尤非昌明此大乘菩萨法不可，其各顾身家以各自了之思想，已用不着！故佛教徒众，对于社会人群互关互益之事，精勤去作，方能显出佛法精神，方能为建立国民道德之基本。
1934年春，以学术文化弘法利生的著名佛教文化教育机关——北平三时学会，除常年讲学，并精刻佛学经论及著作而深受学佛学和佛学者所称赞外，该会同人还为法精进，不遗余力，更作社会利生事业，特创设大良医院一所，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北平三时学会创设大良医院》，载《海潮音》第十五卷第六号（1934年6月），第124-125页。）毕业于武昌佛学院的法舫高度评价北平三时学会创办佛教医院的盛举：“诚佛教之曙光，吾人闻听之下，欢喜赞叹，无量随喜，并一论研究佛学应兼办慈善事业”。
法舫认为，佛教徒平日向人宣传，要宏法利生，要利乐有情，要救度众生，要慈悲济世，宣扬佛教是救人救世的、佛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等等，这些论调，不过是取信世人，摄受众生。就佛教本身而言，多少年来，唯有传教弘法之士，大唱佛教慈悲，只闻其言，不见事实！然而，佛教所谓慈悲，重在实惠，不须空言，空言则为欺诳众生，欺诳众生，即是欺诳三世诸佛。现在社会多能明白佛教慈悲之旨，今后佛徒不必空口说白话，应当以实际行动，使佛教的慈悲变成现实。正如同基督教的宣传，他们创办医院、学校，使博爱之旨实惠众生。我们虽然信仰不同，但是对其所举办的社会事业，不能不赞许。另外，佛教教化人生有两大目的，一是求福德，二是求智慧。福德智慧，两相发展，为人生向上的最大要求。经论上也常说，因地菩萨要“福慧双修”，及至佛果。《华严经》上也说：“皈依佛两足尊。”所谓两足，就是福慧圆满的意思。因此，“人生——在修学佛法的人生上，有福无慧则殆，福为痴福，有慧无福则罔，慧为干慧，故二者不可缺一，如鸟两翼，如人两手，亦如车之两轮也。是故人生福慧双修，方称正路。” （法舫《论研究佛学应兼办慈善事业》，载《海潮音》第十五卷第六号（1934年6月），第7-9页。）
三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进入到近百年最惨烈的悲剧之中。佛教界当然未能幸免于难，但是，大乘救世精神和爱国爱教思想激发他们积极地加入到抗战救国、救死扶伤的行列之中。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先后成立了佛教抗战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死扶伤。太虚还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率领佛教抗战宣传团到南亚地区的佛教国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残酷暴行，争取国际佛教界和佛教国家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正是通过抗日战争，中国佛教界更深刻地体会到佛教积极救世精神的重要价值，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慈善救济事业在佛教的自度度人、弘法利生的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佛门先进还进一步突破了佛教的一些传统认识局限而积极阐发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佛法救世利人的新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界虽然弘扬的是大乘佛教思想，但是，总体上说，除了“三武一宗”之乱，得到社会各阶层信徒的供养和护持的佛教寺院经济还是比较富裕的，但真正进行的慈善救济事业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民国佛教革新运动时期太虚、大醒、芝峰、法航等人都批评中国传统佛教不重视大乘佛教的利他救世精神，而堕入小乘避世自利的山林佛教，不仅丢掉了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也使中国佛教脱离社会而逐渐被社会所抛弃，以致于在明清之后急速地衰落下来，更不能够适应民国成立后之政教分离的新现实处境，中国佛教因此而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因此，在民国成立后的佛教革新运动中，太虚最积极地寻求佛教如何在继承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基础上能够适应时代变化新要求的创新发展。他率先提出佛教“三大革命”的主张，试图从教理、教制和教产等多方面对中国佛教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积极的推展。1920年，他南下广州，在东隄议员俱乐部以《佛乘宗要论》为题发表演讲，在教理认识上有了许多新的阐发。特别是他其中针对佛教的传统布施观念，指出：“布施有三，曰财施、法施、无畏施──以己之财资人之生，或捐助一切慈善公益皆为财施；宗依佛法，以语言文字教化他人皆为法施；救人之危，拯人于难，或以种种方便使人离于疾病痛苦（如红十字会医院等），皆无畏施。”布施作为佛教中的六念之一、四摄法之一和六波罗密及十波罗密之一，在佛教徒中具有极广泛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布施的认识，多半停留于对佛、法、僧三宝的供养而获得幸福之果报，财施就是对佛、僧和贫苦者施以钱财，无畏施是对使人离开种种恐怖，法施则弘传正法，且以法施功德最大。（参见《佛光大辞典》第1901-190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而在太虚的《佛乘宗要论》中，财施和无畏施都成为了利他救世的慈善行。这显然是他自觉适应时代之需要而对佛教布施观念进行的新诠释，当然，这并不是说太虚否定了对三宝的恭敬与供养，正如他在次年初春针对僧寺的内外交困，提出“行为主义之佛乘”观，认为“慈善之事之当勤行，更不待言。若能敬佛法僧，信业果报，努力精进以行乎有益于人群之善事，随喜真如性，不迷菩提心，则即是修菩萨行，亦即是成佛之因行也。”（悲华《行为主义之佛乘》，载《海潮音》第二卷第二期，《狮子吼》第10-11页。） 但是，太虚的上述阐释，预示着现代中国佛教慈善（布施）观念将有新的突破。而这一新的突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佛教界经历抗日战争之重大考验的1940年代。
1940年代的中国佛教界对大乘佛教的积极救世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积极开展救世利人的慈善公益事业，这既是佛陀教化的根本目的，也是弘法利生的主要手段。
署名“入入金刚”的佛教徒著文指出，大乘佛教之精神，实建立于舍己利人的菩提心中。为人解脱，就是自己获得最大的解脱。释迦牟尼前生舍自身肉供他人食，实舍身救人的大榜样。中国佛教，本来就是大乘，然而世人诋毁其为消极厌世，认为佛教由印度初来中国时，儒道以门户之见，阻挠其与社会接近，中国僧众也因此自远于社会，不肯随宜变其服制而高领阔袖，以示与世俗相区别，加上后来的“三武之乱”，逃遁于林野被视为高操，后世遂渐以成风，社会中人也以僧人不入社会为当然之事，一方避之如恐不深，一方拒之惟恐不力，以致愈隔离而愈不能融洽，其结果完全使佛教丧失了化世导俗的功能。中国佛教本来不是只顾个人解脱、与世隔绝的声闻小乘，佛陀的教化也不是提倡只顾自利自解脱。当年释迦佛率领声闻弟子，到阿阇世王宫中，其公主礼佛而不及弟子，国王责怪公主为何不礼拜声闻佛徒，公主回答说，佛为人类救主，其愿力伟大，令人敬服，而这些声闻弟子皆自利之辈，虽威仪端正修苦行道，但为彼自身利益而化，我为何而向他们礼拜呢？实际上，佛教教化也是以弘扬大乘精神为主导的。入入金刚指出：“大乘佛教之根本思想，就在于为善主义寂静主义，而于活动利他之中，表现其救济现代之大力。故社会问题，凡足以救世利人者，皆大乘佛教所应讲求也。岂必在美丽之寺院复杂之仪式中求大乘耶？人不问男女，品不论贤愚贵贱，但能发菩提心屏除自利之念者，即大乘佛教徒也。岂必在长领阔袖峨冠赤舄中求大乘耶？现代思潮中，由利已主义相因而生之不宽容主义，最为一大缺陷，以致国有界，种有界，宗教学术莫不有界，寝至种种主义，种种党派，俱足以暴露其偏狭之态，而贻和平以危机，于是斗争蜂起，而军国主义兴矣。敌我之见不泯，战争不绝，陷清净世界于悲惨血泪之中。虽人人求自利，而亦不可得矣。” （入入金刚《大乘佛教之精神》，载《佛学半月刊》第九卷第二三号（1940年12月1日），第2页。）
对大乘佛教积极救世利人精神的极力弘扬，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中国佛教界最强大的声音。正是在这种声潮的影响下，佛教界对佛教慈善事业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最值得注意有两点：
其一，慈善事业被看作是“佛教的基石”，也是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的工作。
思归子是1925年圆瑛和转道、转物等在泉州开元寺创办的佛教慈儿院的主要负责人。从1925年到1947年，泉州开元慈儿院经历了怪淡经营，每年的收养从数十人到数百人，教养兼施，取得了显著成绩，赢得了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作为泉州慈儿院教养兼施的亲历者，思归子深切地体会到，以往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存在着严重错解，以为佛教的唯一本旨，就是教人了生脱死，发心学佛就是唯依教奉行，以了生脱死为唯一之目的，除此以外，皆落第二义，完全将慈善工作排斥在外。其实，他认为，佛教人了生脱死，此乃诸佛如来一极悲心，吾人学佛殊胜妙果，是甚深之谈而非整个佛教。真正的佛教是包括世间出世间法而言，大无不包，细无不摄，备具无量法门，任人自行选择，鸟巢禅师就曾说过“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何得谓佛教不应有慈善工作，所以五戒十善，名为人天乘教，可知佛教基石，即在慈善。”近代大德弘一法师著有《佛法十疑略释》，其中说到“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并谓依佛经所载，布施有二种，一曰财施，一曰法施，出家佛徒，以法施为主，故应多致力于弘扬佛法，而以余力提倡他种事业，若在家佛徒则财施，法施并重，故在家居士，多努力作种种事业”。因此而言，“慈善工作，虽佛教了生脱死工作，而正为佛教徒弘法利生最紧要工作”。
他还引证原始佛教指出，从前在华严会上，普贤菩萨告善财童子等，都是具足十愿，而从礼敬乃至恒顺，功德圆满，然后悉皆回向，导归极乐，了生脱死。其言所谓“恒顺”者，即是“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又说到“诸佛如来以六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由是思归子指出，佛教的慈善工作，“不但为利生本怀，亦即为成佛正因。出家佛教徒应尔，在家佛教徒亦应尔。苟不尔者，便非佛教徒，亦非佛教。” （思归子《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载《佛教公论》复刊第十七期（1947年8月1日），第24-26页。）
其二，慈航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教育、慈善是佛教的三大救命圈”的观点。
慈航肄业于太虚大师所主办的闽南佛学院，长期追随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是太虚佛教革新思想最重要的继承人和推展人之一，并长期在东南亚地区弘法利生，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慈航于太虚大师去世后，在马来西亚接法于圆瑛，从而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激进与保守两大派系的都最有关系之一人。他也是抗战胜利后赴台弘法最早的大陆高僧之一，更重要的是，他创办并主持了台湾现代第一个僧教育机关——台湾佛学院，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四十年代末来台的大陆青年僧众，包括后来著名的星云、煮云、自立、妙峰、幻生、印海、会性等等，成为影响现代台湾佛教文化复兴第一人，至今仍在重要的影响。正如他的闽南佛学院时期的同学东初生前在纪念慈航时所说：“大陆来台的大德法师，不论长老，或是青年，虽各有机缘不同，然要以成功而论，当以他为最成功者。他留在人的心里，无论出家众，或是信众，都是深刻而景仰的印象，特别是台湾同胞们印象最深的，还是他。” （东初《敬悼慈航老法师》，载《慈航大师纪念集》（上），第70页。（台湾）弥勒内院、大乘精舍1998年。）
长期的佛教革新与海外弘法经验，使慈航最深切地感受到，振兴中国佛教最急迫的，是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的工作，缺一不可。他在1948年春季离开南洋赴台开办台湾佛学院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推行佛化，是佛教徒的唯一责任。然而，佛化究竟要怎样去推行呢？我平常有三个口号，就是‘文化、教育、慈善’。因为有文化，可以宣传佛教的教义；有教育，可以栽培弘法的人材；有慈善，可以得到社会上的同情；所以‘文化、教育、慈善’，是今后佛教的三个救生圈。我很希望今后的佛教徒，特别是在座的诸位，应从这三方面去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效果。我们要知道：‘人类如果不努力消灭战争，那战争一定会消灭人类的。’所以我们佛教徒应有悲天悯人的心，来救人救世，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慈航《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慈航法现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讲》，载《佛教人间》第四期（1948年2月），第49-50页。）
将慈善与文化、教育同等看作是现代中国佛教的“救命圈”，不仅是慈航个人长期弘法利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觉继承和推展太虚、圆瑛两大亲教师之弘法利生业绩和精神的最集中表达。作为现代佛教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太虚虽然一直大力提倡佛教慈善事业，但是，以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以及《海潮音》杂志、《太虚大师全书》等为标志，他留给后人的最辉煌的历史，无疑主要体现在文化、教育事业上。而圆瑛作为相对保守的大多数传统佛教寺僧的领袖人物，在改革僧制以开办新式佛教文化、教育等事业上倍受革新派的批评和责难，但是，从民初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二十年代开办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积极鼓动和支持上海僧俗界、乃至全国僧俗界的佛教慈善事业，到抗战时期组织和支持成立上海抗战救护队，并使宁波佛教孤儿院和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一直成功地保持到四十年代后期，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使他在弘扬大乘佛教的救世利人精神和提倡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赢得了海内外和教内外的广泛赞誉和景仰。虽然，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以太虚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圆瑛为首的保守派有着许多恩怨纠葛，但是，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现代佛教史正是一种各派相争相摄而互动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互动，现代中国佛教从而能够稳步地向前推进。（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上），（台湾）《普门学报》第24期，2004年11月。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下），（台湾）《普门学报》，第25期，2005年1月。）慈航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作为现代佛教的三大救命圈，正是对现代中国佛教两大传统的最好结合与最有力的弘扬。也正是通过他的历史性传递，使1949年后的现代台湾佛教以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为中心实现了历史性的复兴与繁荣。
四
1912年开始的中国佛教适应时代新要求的艰难探索，是佛教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之后所进行了另一次历史性的走向现代形态的历程。与明清及以前的中国佛教相比，这是一个崭新的佛教历史现代形态。从此以后，如同中国社会不再可能回到封建时代，中国佛教也不可能再回到古代的传统形态，而只可能历史地、必然地推进现代形态的发展。近百年的中国佛教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佛教的现代形态之发展是可以坐享其成的。历史不可能倒流，但可以衰变。中国佛教现代形态的未来发展，需要一大批如赵朴初、如印顺、如星云、如证严、如圣严、如惟觉，等等，能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欧阳渐、太虚、圆瑛、慈航等现代佛教先辈们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传统的佛门先进。这其中不可轻视他们都非常强调的现代佛教慈善观念。将慈善事业既看作是佛陀教化、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和弘法利生之主要手段，也看作是作为国民的佛教徒所应尽的义务；并以慈善与文化、教育并列作为现代中国佛教的三大救命圈。这是现代中国佛教慈善观念“返本开新”的重要体现，也是留给当代中国佛教走向未来的贵宝财富。
文/何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