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说

太虚菩萨到他方教化，虽已忽忽四十年，但中国以及世界佛教徒，从未忘记离开我们的大师，因大师的那种悲愿，留给佛子的印象太深，不论那个看到现实佛教的现象，无不立刻想到大师。大师对佛教、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世界人类，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如此，但是大师，总以僧人姿态，活跃於佛教界，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超人，或做作的说自己是菩萨再世。可是为了革新佛教，为了扫荡教界腐朽，为使佛教发扬光大，甚至要将佛教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不论受到怎样的打击，或是遇到怎样的魔障，总是勇猛无畏的一往直前奋斗到底，从来没有顾到自己的健康，更不知道什么叫做疲乏。芝峯法师说：「像先师太虚老人，从来没有悲观过，於世人对他若毁若誉，都似清风过耳，从没有表示灰心过。」像这样一位为教为人的大师。怎不使人对之永恒怀念?是以有人说到大师，无不对之恭敬尊重，无不对之怀念不已，假定大师没有特殊的悲智，怎么会有这种情形?香港内明主编沈九成居士，深感今日像大师这样的高僧难寻，为对大师高度尊敬、乃於大师示寂四十周年纪念，假借内明出特刊纪念，亦叮说是位真正了解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者!

l、大师在汉院的训示

五十年前亦即民国二十六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中国的侵暑，因而激起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八年的抗战中，大师除到各地弘化，总是座镇在汉藏教理院，指导学生的修学，曾为学僧讲「中国佛学」，「真现实论」等。到了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得到最後胜利，大师为要到光复区整理佛教，安抚在沦陷区受日军迫害的佛教徒，特为汉院师僧作临别的训示，除鼓励同学精勤求法，以便将身心奉献佛教，有几句使我迄今不忘而语重心长的话：「我为发扬中国佛教，改革中国僧制，使佛教受到广大人群的信奉，自不免有损不愿改进的传统佛教者的名位，对我或有不满的表示，但我自信在我死後百年，佛教僧俗都会想念我太虚，认为太虚为佛教是对的。」国家胜利，时诸同学，本来都沉醉在无限欢乐中，忽然听到大师这几句话，突又化欢乐为悲哀，个个泪光闪闪的泪痕满面，想到大师此次回到京沪，不知什么时候才再来川，由於同学有着这样的感受，不时讲堂内弥满了感伤的空气，不期然的以泪眼向大师凝视，大师似也感受到，就安慰同学说：「你们不要难过，努力求法，未来佛教有赖你们的弘扬发展，佛教是有光辉前途的。」训示结束，同学愿遵指示而行。

大师当时这样说，并不是抬高自己，而是预感到确实有这么一天。如大师在汉院训示後，即飞往当时的首都南京，并巡视京沪、沪杭两綫的佛教，发现当地佛教已有日化倾向，假定不是抗战迅速得到胜利，中国佛教将会失去本来面目，於是更感有立即复兴佛教的必要，乃於江苏省会焦山定慧寺，创办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希望训练出大批会办会务的人才，分派到全国各县市，从事健全教会组织，以办理中国佛教复兴的工作。参加受训的会务人员很多，一时佛教颇有一股兴隆的气象!可能由於教运的不佳，国家既发生军事动乱，而大师他方弘化的因缘成熟，不幸於民国三十六(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於上海玉佛寺直揩轩安详示寂。当这消息传到全国以及世界各地，全国僧俗以及世界佛子，无不为佛教失去这位真心领导的大师，感到高度的悲哀!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宗教，有适当的人来领导，其国必然强胜，其教必然兴隆。从流行世间的佛教看，对佛陀一代言教，保存得最完整的，无过於汉语系，亦即中国佛教，但中国佛教在佛教世界中，从不曾有过应有的地位，亦即没有在世界佛教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近代世界佛教的运动，大师确是第一人，我们没有人才继承，能怪世界佛徒不重视中国佛教吗？

大师示寂後，事实证明大师在漠院的训示，确如当时所说，没有一点儿错，就是大师从此世界到另一世界去弘化，不说没有到百年，甚至末到十年，一般有心佛教者，看到佛教每况愈下的现象，莫不说如太虚大师在，佛教决不会变成这样。因为大师去後，佛教如群龙无首，真正变成群魔乱舞，不是这个要做领袖，就是那个要做宗师，再不然就是谁也不信任谁，谁也不接受谁的领导，从不问自己的德学有无，以致佛教形成分崩离沂的局面，大师如仍在世，何至变成如此?所以有人仰望大师，能早再来领导佛教，不特使国内佛教发扬光大，更使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舞台上放射光芒!仰望尽管仰望，毕竟他方众生，亦有赖大师教化，我们只有眼看佛教，在时代思潮中沉没!不过话说回来，真正为佛子者，对古德以血泪铸成的光辉灿烂的汉文系佛教，还得本於大师的训示，仰求大师的慈悲冥垂加护，使中华佛教得再光耀万邦，才对得起大师对我们的期望，也才能报大师的恩德於万一！但这不是口头上说得好听，或要人这样那样的做，而是要脚踏实地的躬践实行，使佛教深入每个人心，让每人都能如佛法去做，掌握佛教的根本精神，赋予佛教的崭新意义，孕育佛教的璀灿文化，以佛教平等的思想，促进人类世界的真正和平!

二、大师是真菩萨行看

大乘佛法的真正精神，在於要人怎样行菩萨道，做个名副其实的菩萨，因佛是由行菩萨道成的。中印大乘佛法的弘扬者，不是说菩萨怎样崇高伟大，就是说菩萨如何悲愿弘深，而历代实行菩萨道者，自也不乏其人，就是民国以来的佛教大德，本於菩萨精神而行的，亦可说是不少。如有以文字般若摄受广大的信象，或有以禅道功深感化不少人信佛，再则以戒行庄严使很多人进入佛门，更有以教观等持引导很多世人信奉佛法。如是诸大德的表现，对佛教有很大的贡献，对众生摄化有不可磨灭的功迹，当然值得我们崇敬，亦可将之尊为菩萨。但是悲智双运奋不顾身，始终在菩萨道上前进的，不得不推太虚菩萨，而大师亦自认是「愿以凡夫之身，学菩萨发心修行」者，真正可说是位当仁不让一肩承担的菩萨，而大师亦从不讳言自己是菩萨。如始终为人所乐道的「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者瑜伽菩萨戒本」两句名言，已透露了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菩萨。但这不是徒托空言，博取名位的假菩萨，而在大师一生所行所为中，无不看出大师在实践菩萨行，我们尊大师为现代佛教中，奉行六度万行，为法为人的菩萨，决不是过誉或妄抬大师的身价!大师确实是个菩萨行者，曾为菩萨正名说了这四句话：「我今愿修菩萨行，我今应正菩萨名，但为人称我菩萨，比丘不是佛末成。」大师如末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怎会愿人称他是菩萨？菩萨之所以为菩萨，经说：「观众生苦，发菩提心；」或说：「观佛法衰，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的就是菩萨，而大师的发菩提心，「观苦」、「观衰」两者，可说是都有的，像这样的发菩提心，还不够资格称菩萨吗?如这不够格为菩萨，那要怎样才称菩萨?大师因自信是这样的为法为人，我们亦认大师在毕生中，皆是为佛教为众生的，除了为法为人，似没有其他为大师所要做的。印顺导师在「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一文中说：「此一崇高理想，非中国佛教建立清净僧团不可，非佛教大众修菩萨行不可。所以大师明确表白个人的志行，是「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大师对於此一志行，彻始彻终，坚定不移。晚年的定论说：「想复兴中国的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振兴佛教，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像这样一位「彻始彻终」，念念不忘复兴佛教，心心要行今菩萨行，不是一位「悲智双运」的菩萨是什么?因此，我想再从悲智两方面，以显大师确是一位实践今菩萨行的现实人间菩萨！

三、大师具有甚溧智慧

作为一个菩萨，所应具备条件，最要是广大的悲心，深邃的智慧，唯有智深悲广，才成真正菩萨，因菩萨所发的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泉生。没有广大的悲心，怎能向下度化众生?没有深邃的智慧，怎能向上勤求佛道?实行今菩萨行的太虚菩萨，确实具有悲智两者，既不是有悲无智，亦不是有智无悲。

首以大师的智慧说：大师的知识丰富，学问广博，佛法精通，教理圆融，固为僧俗学者所共许，而所留下的七百赊万言「太虚大师全书」，亦可作大师具有无尽智慧的佐证，更是无一不是大师智慧的结品，且这智慧不是从学习得来，乃於有所悟後，从自心中流露出来，亦即本具般若的开显，不是一般学习得来的智慧，能测大师甚深无量的智慧。别人智慧怎样我不知道，以我这愚痴无智者说，对大师的深邃智慧，自认不能测度万亿份之一!从大师自传看，知大师年幼是好学孩子，除了妪舅为讲一些古书，或讲些今古奇观，聊斋志异等，思想理解就已渐萌，因而乡间竟然有人，视大师为一个神童，到了出家以後，虽作短期修学，成就却是很大，不是宿世慧根深厚，怎会有如此表现?以佛法说，这是大师的生得慧!

正因年幼就极聪慧，所以

到十五岁受戒，为戒和尚等所器重，许为佛教的法器。中国佛教受戒的戒堂，规定每个新戒，都要背诵毗尼日用，沙弥律仪、四分、梵网戒本，还有戒堂中的各种问答，在短短期间，不是每个新戒所能读熟的。但大师，如自传说：「我以强记力特别高，都背诵应答如流，有一次演习问答，答得完全的，只有我一人，所以戒和尚及教授，开堂与道阶尊证，都深切注意我为非常的法器……而八指头陀尤以唐玄奘资质许我」。到了开始学教听经时，经期中的出家听众，要按抽签的方式，抽到那个就是那个讲小座，有次抽到大师，只会讲十如是，其他同听经的，只三两分钟就讲完，而大师一讲就是两小时，且讲得头头是道，不但同听经的法侣，感到相当的惊异，就是主讲道阶法师，亦认为这个青年僧不同凡响。因为大师所发挥的理论，不是信口开河的乱讲，确是精辟透切，符合十如是义，假使没有相当智慧，怎么能够这样讲出?虽受法师与法侣赞美，但大师并不因此感到得意，因为自己知道，这都是从古德注释得来，并不是自己的创见，如是照样讲出，实际「不过是背诵，等於鹦鹉学人语。」大师虽这样的谦虚，可是别人想要背诵都背不出。一个人是不是聪慧，从此可以清楚看出。

如上所说的聪慧，只是大师的生得慧，还不能显示大师的甚深般若慧，到阅般若经而般若花开的时候，才显出大师智慧的甚深。原因光绪三十三年，大师年十九，发心到慈溪西方寺阅藏，在大般若经将要阅完时，忽然有悟而於佛法得到新生。如自传说：「一日，阅经次，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数日间，阅尽所余般若，旋再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以似歌非歌，似偈非偈的诗句，随意抒发，日敷十纸，累千万字……从此，我以前禅录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曾学过的台、贤、相宗以及世间文字，亦随心活用，悟解非凡。」大师是位菩萨行者，所说皆是真语实语，决不是末悟而言悟的大妄语者。这从大师说他生时，没有什麽灵异瑞徽，可以反显大师不说假话。自传说：「因此历代的僧众，每好叙及其出於世家贵胄，生时有何等的灵兆瑞徵之类。我生为乡镇贫子，幼时孤苦羞怯，身弱多病，毫无一点异禀可称述，特先声明於此，以免後来的人为我造谣。」对於自已生时，说得这样坦白，不特自己不说有何异禀，且诫後人为之造谣，是则大师的悟解，不是妄言。

到了民国五年，有说民国三年，大师二十六岁，又在普陀山锡麟院掩关，关中日有常课，於坐禅礼佛外，因为近代学者，有说楞严伪造，不是佛陀亲说，为维护楞严经，在佛法中地位，特於禅礼之余，作首楞严经摄论。在末作此论前，亦得到一相应，如自传说：「於会合台、贤、禅的起信、楞严着述，加以融通抉择。是冬，每夜坐禅，专提昔在西方寺阅藏时悟境作体空观，渐能成片。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心再觉，则音光明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同复根身座舍的原状，则心断後已坐过一长夜，心再觉，系再闻前寺之晨钟矣。心空际断，心再觉渐现身器，符合起信、楞严所说。从此有个明觉的重心为本，迪不同以前但是空明的幻影矣。乃从楞严提唐以後的中国佛学纲要，而楞严摄论即成立於此时」。是以楞严经摄论，是大师悟後写的，不是一般文字的论说。过去各宗学者，虽皆弘扬楞严，但多依於此经，彰显自宗高妙，且或排斥余说，大师写此论时，则说「本经於震旦佛法，得大通量，未尝有一宗取为主经，未尝有三尔贬为权教，应量发明平等普入」，并认楞严一经，兼该禅、净、律、密、教无遗，是以对於此经相当尊重，不容说为伪造。

大师在完成首楞严经摄论後，在年二十八时，对唯识义亦有所悟入。原自民国四年夏天开始，聚精会神的阅读有关唯识典籍。自传说：「民五，曾於阅述记至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冥会诸法离言自相，直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阅般若经有悟时)的空灵幻化，及从不觉而觉心渐现身器堪及者。」从此以後，大师「幽思风发，妙义泉涌」。不论写什么论文或专作，理论风格，完全不同，而且文章畅达，立刻就可完成，根本不用多加思索，那种轻柔抑扬的笔调，智光四射的思想，溯本穷源的内容，卓然独到的理论，清新微妙的义理，扣人心弦的语句，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此，大师在佛法上的辉煌成就，着书立说不同人云亦云，实从佛法体悟所流露出来的智慧所成。正因大师有所悟证的般若智慧，在佛法思想理论方面，为我们留下七百余万言的宝典(太虚大师全书，或名太虚菩萨藏)：水作我们学习探讨佛法的现代藏经，就是在菩提道的锐进中，大师亦能运用般若智慧，扫除前进中的一切障碍，不为任何魔障，阻挡自己迈向无上菩提，假定没有高度般若慧透视，怎能无休止的上求佛道，证知大师确是具有大智的菩萨行者!

四、大师怀抱广大悲愿

太虚菩萨，不但具有如上所说的甚深智慧，亦有复兴佛教度化众生的伟大悲愿。大师全书在奉化雪窦寺编成後，有人问主编印顺导师：「你编大师全书，对於大师着作，已经全部看过，那你对大师有怎样的认识或看法?」印顺主编简单的答说：「大师全书精神，可以慈悲贯串。」意即显示大师一生当中，不是为了复兴佛教而奋斗，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努力，从来没有想到个己应当怎样，这不是大师的悲愿是什麽?没有广大的悲愿，怎会关心佛教的兴衰?叉怎会想及众生的化度?中国奉行大乘佛法者没有不知：要想表现大乘佛法的精神，唯有在於怎样救世度生。怎样救世?怎样度生?当然是本释尊在大乘佛法中，所开导的种种度生救世的方法去行，但如佛教本身衰残到极点，僧俗佛子又没有健全组织，试问怎能实际从事度生救世正到的工作?是则如何振兴佛教，该是刻不容缓的急务!清末民初，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如何打倒佛教，如何驱逐僧人，如何占夺寺产，如何毁坏佛像，一时甚嚣尘上，佛教真了存亡关头，可是一般醉生梦死的僧人，只知怎样保护自己的寺产，从来没有想到怎样复兴佛教，唯我大师已有「从佛教本身改革以建立新佛教」的悲愿。

佛教构成要案，是佛法僧三宝，要想新佛教的建立，首当维护佛法尊严，不容世人对佛法的毁谤，大师在这方面，可说不遗余力的做到，不论什么人，如批评佛法，立即不客气的予以指责。自传说：「关於有诬谤佛教的言论，即不稍假借报以批驳。”又说：「有次，志圆以新闻报上一篇毁诋佛法的论文携阅，当即引纸伸笔，草了六千字的一文反驳」。近代人对佛法的诬谤，固然无情的予以驳斥，就是古代学者，如有违反佛法的言论，同样不客气的予以痛斥。自传说：「我在此类文字中，不但对近人的言论，且上及……宋明儒等理学，凡有涉及损毁佛法僧的，无不据理严斥。」如无弘誓悲愿，怎会本着大无畏精神，以维护佛教尊严?一般僧人看到毁谤佛法的言论，只在心中气闷一会，或在口头上駡几句，很少以文字批评，以显佛法的真义，不过要批驳别人的毁谤，首要有理由胜过对方，使对方没有反驳的余地，但这要对佛法有相当的理解才行。大师深入经藏，具深般若，驳来自使对方心悦诚服。大师这一维护佛法的精神，始终如一，不论什麽时候，见到这类文字，就以锋利的笔触，予以严格的驳斥。为了维护佛教，大师不会慈悲，而实是慈悲的另一运用，以之引导思想错误的人们，走上佛法正确的大道。

对於佛法毁谤的人，大师固本慈悲精神，予以善为引导，以免後来堕落，就是对於僧人的轻视，大师同样本慈悲精神，予轻视者当头一棒。如有一次，大师陪蒋雨岩到哈同花园访姬觉弥。自传说：「姬与雨岩谈次，又大言谤僧，谓某僧某僧如何污浊，我忽成怒目金刚，斥云：「汝全身日在污浊，何不自知污浊，竟敢来说僧污浊!大概因僧如白纸，染了一点墨，即触人人注目，大叫污浊污浊!而汝辈如抹桌布，虽秽汁淋漓，视为固然，乃不复自觉!」原来姬觉弥这个人，表面上是崇奉佛法，实际上是破坏佛法，宗仰和尚翻印频伽藏，固曾受过他的迫辱，丹霞法师开办华严大学，同样受过他的闲气，大师这才不客气的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不要以为僧人都可以追辱的。自传续坦白说：「我遇此类毁谤，立致辩斥，不惟在笔端，而在舌底亦每每如此。雄辩所及，敌锋鲜有不摧!」大师这样的维护佛法正义，保持僧人的尊严，完全是本慈悲以复兴佛教，可知一般僧人，不知大师苦心，不知在在处处，维护僧伽僧格，反而对大师多不谅解，认为不应建立新佛教，好像就将佛教灭亡，他们才感到开心，致使大师佛教革命，建立适合时代需要的佛教，不得不归於失败，失败的原因，不得不归於「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

大师护持佛法以及维持僧伽地位，固然显示了无限悲愿，在弘扬如来正法，度化现实人群方面，更加显示了悲愿无尽。我们知道，大师自二十二岁夏，在广州的佛学精舍，开始为众说法，直到示寂前的三十余年，总是席不暇暖的，不是在国内各省市弘扬佛法，就是到国外欧美各国宣扬如来觉音，不特摄受了海内外很多知识份子信奉佛法，亦度化了无数人民归敬三宝，因而国内佛教逐渐为人民所敬重，西方学者亦逐渐了解中国大乘佛法的特色。大师在国内外说法，不是照本宣科的那样讲解，而是告诉世人，佛是为普救人群而求正觉的大圣，既不是一般所说多神的神，更不是一神教所说的创造神，而是富於同情心，亦即具有大慈悲心的大觉者，更是一位积极的热心救世者，佛的到这人世间来，是以一般人的苦乐为苦乐，目的在於令人怎样的离苦而得真正的快乐，所以大师为人说法，就如佛那样的随机化导，务使人们知道佛法不是冷酷厌世的，而是积极为人群为众生的，从而悟解到佛法的真义，确认佛法确可离世间的苦厄，为象患迫逼的现代之所必需，并消除人们相互敌对的心理，而为相互扶助以成利济，更告诉人们人生是最有价值的，不合有任何迷信的色彩，因而凡听大师说法的，没有不趋向光明正觉的大道。

大师弘法所以得到这样广大的效果，原因是直从现实人生说起，让闻法者知道佛法与人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自然乐於接受佛法，所以大师特别提倡人生佛教。如民七年夏在上海俭德储畜会所讲「人生佛学的说明」一文中明白说：「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隐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佛法虽无间於生死存亡，而以适应现代之现实的人生化故，当以「求人类生存发达」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一义。佛法虽亦容无我的个人解脱之小乘佛学，今以适应现代人生之组织的群众化故，当以大悲大智晋为群家之大乘法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学之第二义……故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於不论。且从「人生」求其完成以至於发达为超人生，超超人生，洗除一切近於「天教」、「鬼教」等迷信；依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科学化为基，於此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之圆渐大乘佛学。」大师虽以弘扬大乘佛法为主，但自提倡人生佛学以後，无不本人生佛学，宣扬契合真理及契合时机佛法。所谓契合时机，就是现代人说的：「合世界潮流，符群众心理。」如其不然，所说佛法纵然高妙，但与现实人生无益，岂能达到弘化目的?

五、大师是今菩藏行者

菩萨是大乘佛法的奉行者，亦是大乘佛法的推动者，更是自利利他的实践者，所以中国佛教的僧俗，特别推重大乘，且以大乘自居，但是说到在行为上，表现大乘佛法精神，就不得不使人失望。大师於民国二十九年，访问南方各小乘佛教国家回到重庆，六月间在汉藏教理讲访问的观感，题为「从巴利语系佛教说到今菩萨行」中，曾作这样的开示：「中国佛教所说的是大乘理论，但却不能把它实践起来，不能把大乘的精神表现在行为上。我国的佛徒——包括在家出家的四众——都是偏向於自修自了，大乘的经论，虽有很多人在提倡和弘扬，但所提倡所弘扬的也不外是自修自了的法门。这种说大乘教，行小乘行的现象，在中国是普遍地存在。如出家家的参禅念佛者，固然为的自修自了，即在家的信众也是偏重自修自了的倾向。他们都以为学了佛就不要做人，什么事都心存消极不愿意干，更有很多人以为学佛作「了此残生」的尾间，他们都说把国家社会家庭一切的俗务都舍下，才可以入佛修行。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已经深印在每个国民的心坎中，这种错觉是复兴佛教的障碍物，是歪曲了大乘佛教的真义。」我们所见的中国佛教确是如此，唯有大师才能透辟的说出。

然则应要怎样?大师接着说：「我认为中国佛教衰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大的病源则为空谈大乘，不重实行，行为与教理完全脱离关系，所以革兴中国佛教，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谈的习惯，使理论浸入实验的民众化。以现社会实在的情形和需要来说，今後我国的佛教徒，要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学。这大乘理论的实践行动，即所谓菩萨行，而这菩萨行要能够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故也可名为「今菩萨行」，以简别向来只唱高调，名不符实的「菩萨行」。菩萨行本没有今古之分的，但因过去所说的菩萨行，只说不行，已不为一般人所重视，认为这只是佛教徒的讲大话。为使世人相信佛法的菩萨行，确实有利於现实人群，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空谈，就得有实际的行为表现，如多做文化、教育、慈善等工作。大师说：「例如以一地的僧寺为教化的中心，改善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提高一般民众的教育，增加农村的生产，协助工业的发达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果能这样的奉行今菩萨行，多作救世利人的事业，佛教还有不兴盛的道理?又怎会不使人群加入佛教的阵营，共同来做佛化事业?因为如此，能十足表现菩萨的慈悲精神，自然就会信奉大乘菩萨行。

中国是个奉行大乘佛法的国家，因而佛教界被称为菩萨的很多：如刚受戒的称为新戒菩萨，受戒较久的称为老菩萨，在家的称为在家菩萨，出家的称为出家菩萨，其他还有什么大菩萨，小菩萨，男菩萨，女菩萨，所以不论是到那个举行法会的道塲，菩萨来菩萨去菩萨之声，真是不绝於耳，能说中国不是大乘国?若问这些菩萨，是不是发过菩提心?是不是在实践菩萨行?从没有调查过，恕我并不知道。不过据我了解，中国佛教中称为菩萨的，真正实行菩萨道的恐怕不多，大师说「这些都是只尚空谈有名无实的菩萨」，要他行经论中所说的菩萨行，那是很难做到。但大师认为：「想复兴中国的佛教，树立现代的中国佛教；就得实现整兴僧寺，服务人群的今菩萨行。」今菩萨行应怎样行，大师除了要我们以观世音为模范，并说「每个单位分身的今菩萨行者，集体联合起来，本着大乘菩萨的菩提心为主因，大慈悲为根本，实践方便为门的万行，发挥救世无畏的精神，以集团的一体而现分工的三十二应今菩萨行。」大师不但高谈今菩萨行，且本大乘菩萨的三心，如实的实践今菩萨行，试着大师为教奋斗的一生，所行所为有那样不是适隐今时今地的需要，以大乘佛法化导他们，所以大师是今菩萨行的实践者!

结论

我尊大师为悲智双运的菩萨，全从大师本大乘佛法精神而行今菩萨行出发，并不是全无事实根据。如民国二十二年，应汉口佛教正信会请去讲经，在上海出发前，有人对大师说：「武汉现在第二次水灾险象已呈」，请求大师不要去武汉冒险，但大师不为讲者所动，仍如期的到武汉去，不特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且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与武汉学佛人士共同挽救天灾人祸，消弭国人的痛苦灾难，这不是「我不入地狱，谁八地狱」的菩萨精神是什麽?大师从佛法的悟解中，深知佛教是依世间建立而救济世间的，见到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类，都陷在苦难危机，不依佛法去救济世间，怎能使人群免除苦难脱离危机?世间的一般思想知识，固亦为人类谋求危机的解除，但都是偏蔽而有缺陷的，唯有佛法的清净智慧，始能极澈底的解救世界人类危机!因而越是危机四伏的地方，大师越要去以佛法感化人群，使诸人群皆知如何去恶行善，而造成人世间的和乐善生，在和平安定的世界中，共同创造人间净土，这是大师为法为人的菩萨表现。这位行今菩萨行的菩萨，已离我们四十年，除本大师所定的今菩萨行去行，还望具有菩萨心肠的四家，共同愿求今菩萨行者，早来人间领导我们!

摘自《内明》1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