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我都能了解。”那位学生说，“如果意志力、规则和意识形态不正确，那么正确的转变之道是什么？转变的动机是什么？最后要变成什么？”

屋子里年纪较长的人很认真地聆听着。他们十分专心，没有一个人往窗外看一看那只坐在枝头享受晨曦的黄绿色鸟儿。它正用喙梳理自己的羽毛，从高耸的树上往下鸟瞰这个世界。

其中一名年纪稍长的人说：“我一点都不确定自己是否想有所改变？也许改变之后会更糟。这种井然有序的混乱也许强过那种不可靠的、不安定的秩序。

我的朋友，虽然你谈到如何转变，以及转变的必要，我还是不确定我是否同意你。我喜欢革命这个观念，但是要我放弃我的工作、我的房子、我的家，这样的革命我就不要了。你们还年轻，这些观念还可以把玩一下，我在旁边听一听你们的结论就行了。”

那些学生看他的眼神充满着优越的自在，好像他们不属于任何家庭、组织、任何政治或宗教团体。他们说过他们既非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他们根本不关心政治活动。他们的微笑带着宽容，还有几分尴尬。新旧两代之间显然有一条鸿沟，而他们并不想弥补这隔阂。

“我们是中立的，”那位学生继续说，“因此我们不是伪君子。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是我们很清楚什么是不对的。我们不想要社会与种族的歧异，我们也不关心那些愚蠢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我们更不想要任何的政治领袖--然而我们必须创造一种能防止战争而又截然不同的政治。因此我们是非常担心的，我们想要促成人类的彻底转化。现在我要再问一遍，第一，能让我们转变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二，我们到底要变成什么？”

很显然，第二个问题是包括在第一个之中的，不是吗？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要变成什么，那还能算是转变吗？如果一个人已经知道他明天会怎么样，那个“会怎么样”不是已经在眼前了吗？未来就是当下；已知的未来就是已知的当下。未来只是一种投射，或是把目前已知的稍加修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