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佛教的发展

这国家佛教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作为个人信仰与其对抗的。著名僧侣行基（668—749年）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个。他一生中修建了“行基四十九院”，其经费都是靠他人的布施。他在自己建造的布施屋中救助了不少运送“调”的脚夫，让他们作为建寺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他是高僧，所以有不少崇拜者，其中有私度僧和归化人等有技术的团体，他们一道修建了灌溉用的池塘和沟渠，这对那些正逐渐将公田转为私田的地方官员和豪族是有利的。而他又靠着这些豪族和建寺人的布施来修建庙宇。

但是，即使国家将佛教作为国教，但这只是文化人类学中所说的“大文化”（或者称精英文化），与此相对的“小文化”（或者称世俗文化），即下层人民的文化又是怎样的呢？显然大多数民众开始并没有将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而使民众接受佛教是通过由归化人的豪族所领导的民间运动才得以实现的。

这是由高僧道昭（629—700年） 、行基、万福等人的活动肇始，从而形成了民间的佛教运动，对这一运动做出贡献的还有经他们宣传而私度出家的僧侣们。这些所谓的私度僧中有很多人去山林修行，他们所进行的是苦行。然后他们回到民间，一面请求布施，一面宣传佛教。和一切宗教宣传一样，都是从实用的看病等开始的。

本来日本的原始信仰中就有把山神降到人间看作是吉利的传统，私度僧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将民众组织起来。不久以这些私度僧为主靠布施在村里建起佛堂，展开了造佛写经、放生架桥的慈善活动，同时也产生了在家信徒（中国称居士）。

私度僧的这一活动当然不会被想将佛教信仰纳入国家管理并起到维护天皇政权作用的朝廷所允许，政府以“僧尼令”压制这些活动。这在《日本灵异记》一书中多有记述。虽然这是本佛教的说话集，但近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书中很多记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传统宗教

在天平文化中除了佛教信仰的兴盛，民间还信仰着日本传统的宗教。和其他民族一样，进入农耕社会的日本也信仰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自然的力量，就是崇拜太阳和雨。弥生时代从中国传入的铜镜就被作为太阳的象征而加以祭祀。氏族的神话形成后，虽然将神赋予了人格和人的名字，但原始信仰依然如旧。天照大神就具有太阳神的性质。相信太阳向水稻求婚，于是产下了他们的孩子，就是稻谷，信仰这种说法的人们在冬天进行给太阳以元气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日本著名的春祭的起源。在雨水不足的年头，就举行祈雨的仪式，其祭祀对象是分水岭的水分神社或祭祀河流的丹生川上神社。卑弥呼以来的大王、天皇具有雨师的性质，因此他们要向名山大川祈雨，向水神供奉红色和黑色的马，民众也制造土马在山丘或河边祈雨。就像我国祭祀龙王一样。

在天皇有着祭祀权的时代，国家管理着神祇。天皇一方面掌握着佛教，一方面又是传统信仰的主体，这自然对神佛合一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再者，日本的传统信仰认为疫病等灾害可以附着人体，要进行祓除，他们做了不让魔鬼缠住新生儿的叫做天儿的东西，由此也产生了对污秽之物的厌恶，进而发展到对污秽的禁忌。这和佛教的戒律是很容易结合的，后来就由此出现了修验道 。

美术、音乐

雕塑和绘画是不可分的，在佛像艺术发展的同时，绘画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质的飞跃，其中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和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都是扬名百代的传世之作。

在音乐方面除了过去传入的新罗、百济、高句丽等朝鲜半岛的音乐外，唐乐 、渤海乐、林邑乐 都传入日本，在朝廷和寺庙里演奏。精通这些技艺的波斯人、印度人也到日本。一个封闭的、落后的岛国在不断学习外国，并且进行了改革之后，面貌大大改观，其文化也蒙上了世界性的光环。

乐器、玻璃、纺织品

接受与佛教相关的艺术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现在日本东大寺的正仓院收藏着一万多件文物，是世界艺术文化的宝库。

这里面有许多是渡来人（海外移民）带来的，其中乐器尤其引人注目。

保存的琵琶中有中国文献中记述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保存完好，没有一点破损。琵琶源于印度，所以上面画着骑骆驼的胡人。还有波斯的四弦琵琶，式样具有西亚典型的特征，即骑马狩猎图。此外，还有以我国南北朝时的艺术手法画的骑象的乐人像。在弦乐器中有月琴、和琴、新罗琴、七弦琴等，其中最宝贵的是残缺的竖琴，这种琴起源于亚述，经由波斯、中亚、中国、朝鲜传入日本，这是古代亚洲竖琴中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

在玻璃艺术品中，有有名的罗马杯的“碧琉璃碗”，材质是碱性石灰玻璃，底部是镂刻着六角放射状的忍冬花花纹的镀金银质的碗座。另有相似的“白琉璃碗”，还有大概是远在伊朗制作的雕花杯。

纺织品艺术中，有“绿地狩猎文锦”。在蔓藤式花纹和连珠花纹围着的图案中有四组相同形象的骑马狩猎的人物，这是萨珊朝典型的波斯图案。还有中亚游牧民族使用的羊毛毛毯等。

这些罕见的文物都是通过我国的“丝绸之路”传到日本的，原产地已不可寻，但这些实物一方面说明了日本和外界的交流，一方面也为世界文化遗产增加了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