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佛教的早期发展：灭佛后生命力依然顽强，因为信仰已经扎根了

自东汉末年开始，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在内地的传道与翻译经文活动，使人们对佛教从了解到日渐加深印象，到逐渐接受，佛教开始真正在华夏大地上发展起来，而与佛教相关的一些佛教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从佛经的翻译上来看，西域诸国的传道者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大多通晓多国语言，这样才可能将源自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此外中国本土的学者还与这些域外高僧一起将中国传统的儒、道及其他一些人们所熟知的学派与佛教相互融合，利用一些本土的名词来解释佛法，使之更易于被中国理解，从而为佛经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其次，这些域外高僧也带来了一些异域像，这既开阔了国人的眼界，也成为我国初期造像摹仿的对象，但这种摹仿并不是在完全复制，而是建立在与我国传统艺术风格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三国时期，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佛学思想，尤其以研究《般若》为代表的般若学已经形成一门单独的学问，各地也都兴起了讲经论道的场面，甚至还有人专程赶往西域以求取佛经。但此时的佛教还只限于上层社会，还未被社会中的中低阶层所广泛认识。此时较有代表性的高僧是县柯迦罗，他是一名来自印度的高僧，主要居住在洛阳城中从事翻译经文和規范僧侣行为的工作，尤其在翻译和制定侣规范方面成就突出。而在吴国则有被孙权拜为博士的支谦，他本为大月氏人，从祖上即迁入汉地居住，因此通晓多国语言，他成功地翻译了《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此时期像县柯迦罗和支谦这样致力于佛经的翻译与编纂工作的人有很多，他们翻译与制定的大批佛教经文与僧侣规范也使佛教趋于制度化，面且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也更贴近于普通人，这些都为佛教以后大规模的发展作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西晋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此时，佛教却开始得到统治者和上层人士的普遍推崇，因此无论是知名高僧还是相关佛教典籍的数量都有所增加。西晋之后，北方各地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中原地区随即陷入了长时间的混战时期，政权交替频繁。但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却都积极吸取汉文化之所长，也仍然保持着崇佛的传统，大力提倡佛教。在此期间，北方的西晋和十六国也涌现出了对佛教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人物，这其中尤其要提到道安。

道安本人博学多オ，在诗词歌赋方面颇有建树，这使他在佛经的翻译和归纳方面更加得心应手，也使得佛经更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主要有三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总结了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他经过自己的翻译与研究，不仅整理出大量的佛教经典，还自行编纂出佛经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一书，收录了佛教自东汉年间传入所译的佛经及其译者，从佛经及佛教文化的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对佛教文化作了总结；第二大贡献是制定了僧尼的规范，并设立一姓制，他制定了详细的僧侣日常修行及活动的规范，并创立了中国早期大规模的僧组织，还规定出家人一律废除原有姓氏，统一以“释”为姓，制定了僧伽制度：第三大貢献是培养和教化了数量众多的弟子，这些弟子不仅散插到各地成为当地的佛教领抽，其中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高僧，将佛法弘大发扬，其影响极其深远。除了这三大贡献以外，道安之影响日重的原因还在于，他倡导佛教必须依国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明确了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要作用，将佛教赋予了较强的政治性。这种学说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统治者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使之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这些高僧传法、译经活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十六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崇佛热情也逐渐高涨起来，此时对各式佛像的修造工作也普遍展开。在各式佛教造像中，最为突出的是金属制佛像的发展。由于此时冶炼技术和制作工艺的提高，创造出了精美而华丽的金属佛像，而且对佛像细部的表现也更加精致。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南朝的发展尤为兴盛，从东晋时起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有崇佛、敬佛的传统，尤其是帝王和上层统治阶级，对佛法尤其热衷。

无论是帝王还是贵族官宦、寻常百姓，都以结交僧侣，研习佛经，讨论教义为荣，并积极参与慷慨捐资扶持译经、讲经及修建佛寺、塑佛像等活动。僧侣的地位在此时也大大提高，不仅成为皇宫和各官府的贵宾，并以此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甚至还开始干涉朝政，这也引起了些大臣的警觉，一度引起了人们关于佛教与统治关系的论争。

在北朝就曾发生了两次灭佛运动（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有两起就发生于北朝），北魏太武帝与北周武帝有感于僧侣势力新強，寺院大大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曾大量捣毁佛寺，下令使僧尼还俗，以削弱佛教对国家的威胁。虽然历史上的这些灭佛活动持续时间大都不长，而且稍后就又继续更快速和更大规模地恢复，但总的来说对佛教的发展还是有定的影响。在北朝的两次灭佛活动中，大批僧侣纷纷迁移，或西行取经或南下发展，僧侣的迁移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佛教在全国的传播与融合，总的来说，南北朝的佛教还是在向前不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