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诗人把禅学南宗这一思想，融合到诗境之中，寄情山水陶醉自然

政治对于一个国家的存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政治清明则社会就相对安定。然而，在唐玄宗后期，随着唐朝一百多年来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财富的空前增加，统治阶级的生活就更为奢侈。上起皇室贵族、官僚，下至一般地主，莫不竞相兼并土地，扩充田宅，唐政府的赋役也是名目万端，多方盘剥，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天宝年间，唐玄宗贪婪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战争不断，却又连连败仗，而统治集团内部却更加腐败，玄宗宠爱杨贵妃，整日沉溺于酒色，不思进取，怠于政事，国家大权完全被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人控制，他们结党营私，贿赂公行，排斥异已，递相夸尚。

而河北、河东的节度使都乘国力空虚，朝政混乱之际。大肆扩充兵力。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史安禄山挖空心思博得唐玄宗信任后，唐玄宗不仅封其为郡王，还让杨贵妃收其为干儿子，可在内宫随便进出。到755年，通过排斥其它边镇节度使，安禄山成为唯一掌握重兵的边帅，而且安禄山曾多次入长安朝见唐玄宗，对唐朝廷的腐败和京师兵力的空虚，有着清楚的了解，比较一下阮籍的思想境界，我们更能体味王维的任运自然之心。据史料记载，阮籍往往“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辙所穷，辄恸哭而返”，王维、阮籍的兴趣大致相同，一是“独往”，一是“独驾”；一是“兴来”，一是“率意”；一是“水穷”，一是“车辙所穷”，但所持态度却迥然有别，一是“恸哭而返”，一是坐下“看云”，可见阮籍虽寄情自然，但心中感慨，不由“协哭而返”，王维呢？“水穷”则“看云”，心中无所滞碍，真正是寄逸兴于山水，一任听其自然。

王维所以能如此超然，不仅仅是个性恬淡所致，更主要是吸取了佛教中南宗的“任性”，“无住”只旨。徐增《唐诗解读》卷五把王维这种任运自然的态度和佛教思想联系起来，实非私心臆造。王维自南阳遇神会后，便倾心南宗，身体力行。南宗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任运自然”，“无住”“无念”。南宗以“无念为宗”，追求一种心空的境界。心空则无欲、无执、不生、不死、大休、大息。这叫做性空即是佛，或见性成佛。所调“无住”、“无念”，正如禅宗的正统六祖惠能所说：“于一切法不取不舍”、“若见一切法，从不染著，是为无念。”也就是说，对一切外境外法都不生忧乐悲喜之情，执着取舍之意；所谓“任运自然”，即是随缘任运，听其自然，饥食困眠，不加造作。

王维把禅学南宗这一思想，融合到诗境之中，通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形象画面，表现他默契“任性”，“无住”之旨的生活态度，又可以由此去体味其中所蕴涵的哲理、情趣。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王维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佛教意味，这说明自汉魏以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而逐渐走上中国化道路的佛教，在唐代开始对中国传统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维的诗作则是其中的代表。天宝年间，王维与杜甫同在长安。

杜甫加深了对于社会的认识，走上现实主义道路。王维却在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走向虚无与寂灭。佛教世界观对王维诗歌创作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佛教思想对王维诗歌的艺术风格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王维后期的诗歌意象空灵，境界清幽，呈现出一种闲溶冷寂，悠然自在的情趣。

这显然与禅学的浸润有关。王维消极的生活态度即来自佛教，这使他对现实生活感触不多，更多地沉溺于内心生活，寄情山水，陶醉自然，客观上产生了粉饰现实，又引导人们追求清静，爱好孤独的消极影响。可是若辩证地看，禅宗在盛唐时期正处于上升阶段，那种独特的引导信徒明彻佛理的“顿悟”方式，很适合当时文士的口味。禅宗又常常使用形象的表达方式和诗的语言，因此像王维这样的诗人，当他超脱尘俗，投身大自然并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顿悟”的方式往往能引导他进出智慧的火花，在刹那间突破一点.进入富于哲理意味和艺术情趣的世界。在这种君弱臣强的情况下，权力的不断扩大以及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使其产生谋反之心，促使他在范阳招兵买马，储粮制械，并以藩将取代汉将，以失意文人高尚、严庄等为谋士，积极策划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