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澂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

　　高振农

　　吕澂(1896—1989年)是当代中国着名的佛学大师。他自称16岁在中学读书即对佛学感兴趣，常爱读佛书。19岁，他进入欧阳竟无在南京金陵刻经处成立的佛学研究部学习，与邱唏明、姚柏年、徐仲峻等同学。由于天资聪慧，学习努力，受到欧阳竟无的器重。一年后留学日本，专攻美术。回国后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年仅21岁。1981年，应欧阳竟无之邀，毅然辞去教务长的职务，回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协助筹建支那内学院的工作。从此以后，他悉废原有旧学，专志投身于佛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停辍。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他先后任教务长、院长等职，主要协助欧阳竟无办理法相大学和辑印《藏要》三辑。欧阳竟无逝世后，续办内学院蜀院于四川江津，继续聚众讲学。其间曾为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写《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

　　吕澂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都有深刻的研究。他长期追随欧阳竟无，既是学生，又是助手，尽得欧阳佛学研究的精髓，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他以佛学为科学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终于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整理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攀登了近代佛学研究的高峰。他还善于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佛学研究的成果，既不盲目崇信外国的一套，也不墨守中国学者的成规，而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利用国内外一切研究成果，特别是近现代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思想资料，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学体系。

　　吕澂的佛学研究成果甚多，大都收入五卷本的《吕澂佛学论着选集》中。本文仅就他对汉文大藏经的研究，作一些简要的论述。

　　汉文大藏经，是吕澂佛学研究中的重点之一。首先，他对宋代以来所雕刻的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大都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其次，他对日本编纂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也作了探讨，并对之作出了评价。第三，撰着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对汉文大藏经的所有经典特别是译本部分重新加以整理和调正。

　　一、对各种版本汉文大藏经的研究和考证

　　吕澂对我国宋代以来所雕刻的各种版本的大藏经，大都进行了研究和考证，为之所写的论文，共有11篇之多。这些论文，曾分别发表于《现代佛学》的佛教刊物上，后又收进了他的佛学着作《吕澂佛学论着选集》中。在这些论文中，他不仅对各版藏经的定名，刻本的性质，雕印的年月，所收经、律、论的函(帙)、部、卷等都作了考订，而且还论证了他们的得失。

　　(一)《宋刻蜀版藏经》。吕澂指出：“这一刻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所以也称做‘北宋官版’。”又说：“中国汉籍佛教典籍以一大藏经数千卷的规模来刻版印行，开始于宋初。”它从开宝四年(971年)起，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止，经12年才全部刻成。“蜀版藏经的印本现存的极少，国内仅有公私收藏的几卷。照现存的印本看，是卷子式，每版(即印纸每幅)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刻经题、报号、帙号小字一行。”它“最初刻成的部分完全用《开元录》大藏写经为底本，一共480帙《千字文编号为天字到英字》，5040余卷。它的印本于淳化二年(991年)传到高丽；后来丽僧宋其等用它校勘新刻藏经(即《高丽再雕版》)，称为‘宋本’，举出其中的缺卷、错简、脱文、衍字、误收、重出等错误”。此后，“有过几次改订。同时，宋代新译入藏的经，《贞元录》入藏的经，还有一些新入藏的着述，都陆续刻板附带流通，因之蜀版后来印出的本子，随时不同。其中比较重要的，凡有三本”，即“咸平本”、“天禧本”、“熙宁本”。“熙宁以后，蜀版的内容还不断有增加”。“到北宋末年已积累到6620余卷，653帙，规模可谓宏大。但不久随着汴京为金兵攻陷，大概就被兵火毁灭，一无所存了。”(以上引文均见《吕澂佛学论着选集》卷三，以下引文同此，不再一一注出)

　　(二)《契丹大藏经略考》。《契丹大藏经》失佚已久，直至1978年修理山西应县木塔时，才在塔中发现50轴残卷。但吕澂早在1950年就依据段子卿所撰《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经记》碑文的记载，进行了研究和考证。他说：“此文叙契丹藏经处，着语不多，但于其开雕始末，卷帙类分，乃至文字校订，莫不有重要之启示。若据以参稽旧说，致意条疏，则契丹藏经之久佚于人间者，庐山真面，未尝不可以想像得之。”他正是本着这一宗旨，对契丹藏作了三点考证：“其一，契丹大藏经始雕于重熙初年，其后续有增修，迄咸雍时乃完成579帙。”“其二，契丹大藏经兼收《贞元释教录》各经43帙，宋代新译各经30帙”。“其三，契丹大藏经卷帙品次乃至文字校订大体遵从宋藏之天禧时印本”。他还指出：“契丹大藏文字校订，堪称精当。盖燕晋间旧有一切经写本，契丹僧人希麟、行均等，先后为之音释。行均之作名《龙龛手〖HT5，6SS〗?钅〖KG-*3〗监?》于写本俗讹之字，改正尤多。后来开雕全藏，取材诸籍，宜其校订易于为力矣。”吕澂在当时国内尚“无残篇可得以致内容难详”的情况下，能依据“华严寺碑文所记，略加考订，见其一斑”，确实难能可贵。而对于该大藏经的评价，也比较中肯、允当。

　　(三)《金刻藏经》。该藏于1933年首次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故通称《赵城藏》。又因它系金代民间劝募刻成，又名《赵城金藏》。吕澂则称之为《金刻藏》。他在文中首先对山西潞州崔进之女法珍断臂劝募刻经的缘起作了论述。接着指出：“金藏刻版在元初就因兵火损坏了一半。”其后在“弘法寺补雕缺版”。但“由于刻工拙劣，补版未免草率”。其后，“此版补刻完成后的一部印本(元中统初约1261年所印)，连同少数的原刻印本，收藏在山西赵城县霍山广胜寺，一向未被人注意，以致逐渐散失。直到1933年，它才重被发现，经过详细考订而明白了雕版的原委。现在这部印本很好地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他经过考证后认为，“金藏原来编号由千字文的天字到英字，共有682帙，约6900余卷(现存补刻后的印本4957卷，原刻原印本10卷)，可算是那一时代各种藏经刻版里内容最丰富的一种”。只是由于金藏基本上“是整个宋刻蜀版的翻刻(连同绝大部分的着述在内)”，所以“保存着蜀版原来很多的缺点”。尽管如此，由于“它依据的蜀版是接近于初印本的”，而“现在蜀版和从它翻刻的高丽初雕版印本都已散失殆尽，那么，有这部金藏印本保存它数千卷原来的面目，在版本上、校勘上，实在有其宝贵无比的价值”。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正是由于如此，所以我国于1982年成立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在重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时，其正编部分就采用《金刻藏经》即《赵城金藏》作为主要底本。其理由是：“《赵城金藏》收录经籍1700种左右，约7000卷，除《清藏》外，为各版藏经之冠。”(引自童玮着(〖KG-*9〗《〖KG-*9〗〈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1986年初，《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印行15册后，李一氓同志曾特地给薄一波同志写信，其中说到：“金朝所刻佛经，原藏赵城广胜寺，是极为珍贵的佛教典籍和历史文物。”(同上)凡此种种，说明《赵城金藏》确实是珍贵的文物，在版本上和校勘上都有一定的价值。由此也进一步证明，吕澂当年对之所作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

　　(四)《福州版藏经》。系指紧接蜀版藏经在福州开雕的二版藏经，即“东禅等觉院本”(略称“东禅院本”，通称“崇宁藏”)和“开元禅寺本”(略称“开元寺本”，通称“毗卢藏”)。吕澂经研究后考订，原来“蜀版的性质为官刻”，而“福州版则属于私刻”，是“通过寺院的募缘来雕造”的。其中东禅等觉院本始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到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冬间才基本完成(实际刻齐是崇宁三年九月)”。“综计所刻，共得6171卷，564函”。开元禅寺本始刻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到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才照东禅院本的成规刻齐564函而结束”。“这两副藏经刻版，完工之后都有一些补刻。东禅院本在宋孝宗乾道七年到淳熙二年(1171—1176年)补刻了当时陆续入藏的《大慧语录》、《首楞严义海》和早已入藏的天台三大部着述一共16函。开元寺本则在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补刻宋仁宗时入藏而版片散失的《传法正宗记》、《辅教篇》”。福州版两本共同的特点是在版式上“大体上仿照蜀版，而行格加密，每版(即印纸每幅)30行，每行17字(天台三大部着述一共10函，每行更增加到19字)。版心上下有界线，中缝(在摺叠处行间)刻经名、函号、卷数、纸数和刻工姓名，有时还略记施主姓名(仅刻一两版的)”。“另外，在装帧上也改卷子为摺本，即每版摺成5页，每页6行；以后南方各种藏经刻版便以为定式”。由于“福州版以蜀版校订后的印本为据，因而蜀版初刻的一些错误，大都得到订正，文字也较改了不少；它在大藏经的校勘上有其相当的价值。只是关于宋代新译经和《贞元录》续入藏经两部分，在蜀版的补刻里本已齐备且随藏流通，而东禅院本急于结束，竟未及全收，以致影响到以后各种刻版都成残缺，这是很可惜的”。吕澂的这些考证，对后人研究《崇宁藏》和《毗卢藏》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思溪版藏经》。因为刻版的地点在浙西湖州的思溪，所以吕澂称它为“思溪版”。又因刻板曾存放在思溪圆觉禅院，所以一般也通称为《圆觉藏》。吕澂经过考证认为，它“是中国宋代刻经事业中紧接着福州东禅院本而在南方开雕的私刻大藏之一”。他说：由于“思溪版印本上题记极少，所以曾经被人误认为官刻本。但已经发现的题记有背字函《解脱道论》卷一尾记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王冲远写经开版，又有槐字函《菩提行经》卷一尾记靖康元年七月王永从写刻”等字样，所以应该是私刻大藏经。他从这一题记上断定，“‘思溪版’是湖州为安县乡居致仕前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捐款所刻(上面提到王冲元即系王永从的长子)，劝缘为平江府大悲院住持净梵(据《释门正统》卷六，净梵早于建炎二年去世，题记是后来追记的)，那劝缘是圆觉禅院住持怀深”。他还进一步推定，其初刻时间至少在“宋政和的末年(1117年)”，一直“到了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全藏大体完成将近550函”。他又指出：“《思溪版藏经》圆觉院本原为548函，约5873卷(日前日僧据圆觉本目录粗计为5824卷)。内容依照福州版改编，并略去一般入藏着述。”由于它“以福州版为底本，而校刊时仍用未经校订的蜀版作参照，所以在大藏经各种版本上有它独立的价值”。而“它的一些特征，如对于着述的精简，宋代新译的拾遗等，也给各版以相当的影响”。吕澂的这些研究和考证，都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六)《碛砂版藏经》。吕澂认为，这“是南宋时代私刻大藏最后的一种。刻版地点在平江府陈湖中碛砂洲延圣院(现在江苏省吴县境内)，后来改名碛砂禅寺(见清代康熙《苏州府志》卷三十九)，因而通称这部藏经为碛砂版”。它开雕的缘起不很明了，但吕澂推定“显然是受了思溪藏的刺激而发起的”。其“始刻的年代，也没有记载”，吕澂假定是绍定元年至五年(1229—1232年)就已开刻了。至于刻成的年代，“现在碛砂版刻本上的年代题记，到至治二年(1322年)为止，全藏刻成大概即在此时”。其内容“大体同于思溪版”。“现存全藏印本591函，比原目增加43函”。总计“约1517部，6328卷(现行影印本总计为1532部，6362卷，其中有重复计算以及将合卷本分开计算等情形)”。吕澂还认为，“《碛砂版藏经》开始是准备依照思溪圆觉禅院本写刻好，中间一度停顿后，又参照元代普宁寺版大藏经续刻，因此，它和这两种刻版的密切关系，可想而知”。他最后指出：“元末，经过了兵乱，南方各种大藏经版都损失了，只剩碛砂版比较完全，明初洪武年间(1397年前后)刻成的《南藏》(初刻本)就纯粹用它为底本增订而重刻。这样，碛砂版有些特点就又通过《南藏》而影响于以后各版藏经。”吕澂的这些见解，无疑有其独到之处。

　　(七)《元刻普宁寺版藏经》。它“是中国元代私刻的大藏经”。因“刻版地点在杭州路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因而一般通称《普宁藏》。吕澂指出：“普宁寺的前身普安寺，原为白云宗创立者北宋清觉逝世后所建白云塔院的遗址(清嘉庆《余抗县志》卷十五，引明万历《杭州府志》说，绍兴间改为传灯院，又改称普安寺，淳熙七年即1880年改称普宁寺)。白云宗在宋元之间颇为盛行，普宁寺之设局刻藏，当和白云宗的兴起有关。”至于“实际开雕年代”，吕澂认为，“大约在南宋景炎年间(1276—1278年)”，因为“当时缁素们有鉴于碛砂延圣院刻藏事业于咸淳八年(1272年)以后中断，因而就继续来发起重刻”。到了“元至元十六年(1289年)普宁寺大藏刻到微字函(见《中观释论》卷四刊记)，大约不久……就已全部完成”。以后还续有补刻。其“基本内容，同于思溪版。后来补充和改刻的部分，则和碛砂版互有影响。全藏以千字文编号计算，共591函”。“总计约1532部，5996卷”。其“版式和思溪版大致相同，每版五页，每页六行，每行十七字。在各版的第一页折缝处刻有函号和版号”。吕澂最后指出，《普宁寺版藏经》和思溪、碛砂两版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普宁寺版藏经》原是仿照思溪版写刻的，但经如莹整理过的刻版，就和思溪原式有好多不同，后来碛砂藏依据它来完刻，因而也对原订的《端平目录》时有出入”。吕澂的这些考订，可谓细致而又深刻。

　　(八)《明初刻南藏》。这是中国明初在京城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刻成的官版大藏经，通称为《南藏》。吕澂经过研究，认为“《南藏》实际刻过两次，初刻于洪武年间，再刻于永乐年间。初刻完成不久就遭火灾毁灭，印本流传既少，文献记载又不分明，因而后人都只将永乐刻本认为《南藏》，而不知道有刻本两次的事。真正的洪武初刻，直到1934年才在四川崇庆的上古寺重新发现”。其“开雕的年代很早，洪武五年(1372年)四方名僧集合于蒋山点校藏经，就已做刻经准备。刻事进行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藏大体完成”。但吕澂又认为，“刻事的结束”，大概“在洪武末年(1398年)”。“《初刻南藏》全部678函，约7000余卷。其基本部分591函(千字文编号从天到烦)，纯系碛砂版藏经的翻刻”。“大体上说，《初刻南藏》还是保存着《碛砂藏》的原来面目的。现存的《碛砂藏》印本不算完全，有了《明初刻南藏》的参校，很多缺略或差错的地方都可以得到增订”。特别是“从校勘方面看《初刻南藏》是对《碛砂藏》原本点校过的，还在《般若》等大部经里更多用一些精校的妙严寺刻本，所以它的优点要比《碛砂藏》多。另外，《初刻南藏》收入禅宗语录一类的书较多，启发了刻经向这一方面大大的发展，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吕澂对《明初刻南藏》的研究与考证，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九)《明再刻南藏》。这是明永乐时所刻的一部官版藏经。吕澂在文章中说，《明再刻南藏》“开雕的确实年代，未见记载”。但到“永乐十七年(1419年)即已全部完成”。“全部函数有过几次变动”，最后“经调整定为636函(到石字号为止)，6331卷”。吕澂指出：“《明再刻南藏》受了元代《至元法宝录》的启发，在全部编次方面作了一大改革。其前各版藏经都以《开元录》为据，先分大小乘，再各别细分经律论，并将宋代陆续入藏各书、译典和着述交互夹杂地附在后面，显得凌乱无序。《再刻南藏》改变了这一编法，先分经律论，再各分大小乘，而将宋元续入各书分别附在三藏之末，这就清楚得多了。”经版藏于报恩寺，现在各处保存的印本较多。吕澂最后还说：“这部藏经刻版是在《初刻南藏》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成为后来各种刻藏的依据。而和它关系最密切的，要算《明刻北藏》。吕澂对《明再刻南藏》的研究与探讨，着墨虽不多，但指出了该藏的价值，并指明了它与《明初刻南藏》和《明刻北藏》的关系，对后人研究明代刻经事业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十)《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这是中国晚明开雕的一部私版藏经。吕澂在文中指出，“这部藏经先在各处分刻，最后集中版片藏于径山(现浙江省余杭县境内)化城寺，还有它的版式改变了向来沿用的繁重的梵夹式而采取轻便的方册即一般书本式，因此得名为《径山方册藏》。又此藏后来全部由嘉兴楞严寺经坊印造流通，所以也称《嘉兴藏》”。关于此藏的雕印经过，吕澂也进行了考定：“此藏刻版发起于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开雕，“连续四年，刻成正续藏共5200余卷”。“万历二十年(1592年)冬南迁径山寂照庵”继续刊刻。后又分散在嘉兴、吴江、金陵等处募刻，“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完工。康熙十六年(1677年)编刻《方册正续划一目录》”。“康熙十六年以后，方册藏还续刻了又续藏”。到雍正元年(1723年)又续藏的编刻才结束。“方册藏经因为印刷便利，所以流通较广，现在浙江地方还保存有它的印本好几部。它全体分为正藏、续藏、又续藏三个部分，共352函，约12610卷”。对于该藏的可取之处，吕澂经过研究认为：“方册本藏经以《北藏》为底本，而以《南藏》及少数宋、元本藏经对校比较合理的文字的改订，遇有疑难，在检经会上讨论决定。这样校勘方式比较订得完善。”它“对于以后刻藏的影响，主要是方册本的格式和藏外典籍的网罗。”吕澂最后指出，“清末金陵刻经处提倡刻经，并引起各地仿刻”，“这些可说都是继承了方册藏的优良传统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评价。

　　(十一)《清刻藏经》。通常称为《龙藏》。这是清代雕刻的一部官版藏经。吕澂经研究，考定其雕印年代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开始“广集经本，校勘编稿”，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刻，至乾隆三年(1738年)完成，仅仅费了四年工夫。版片现还完全存在，国内各寺院所藏印本也极多”。“清藏全部分正藏和续藏两类”。其中“正藏共485函”，“续藏共239函”，“总计724函，7240卷，收书1670种(外有全藏目录五卷)”。对于此藏的得失，吕澂认为：“从所收各书的数量上看，这一版藏经总算是内容丰富的，但其续藏的《此土撰述》部分，随意取舍，以致经录割裂不全，音义成为空白，而台宗典要也多数残缺，这样漫无标准的编纂，比起以前各版藏经来，未免减色多多”。这也是比较中肯的译述。

　　二、对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的评价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吕澂对此藏没有撰写专文加以论述，但在其他书曾对之加以评论。他在《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一文中曾指出：“日本从1923—1928年，编印《大正新修大藏经》(基本部分前五十五卷)，对汉文大藏经的编次再度作了改订。它以清新圆到的编纂为目标，要在学术基础上，一新从来经本以混杂排列而使其系统组织明确整齐(见《大正藏》“刊行旨趣”)，这样就在分类上有明显的特点。它将经律论三藏译本总分为十六个部门：一、阿含，二、本缘，三、般若，四、法华，五、华严，六、宝积，七、涅〖FJF〗?NB231?〖FJJ〗，八、大集，九、经籍，十、密教，十一、律部，十二、释经论，十三、毗昙，十四、中观，十五、瑜伽，十六、论集。各部的经籍也都比较整齐地重行排列过。从《开元录》的长期支配下汉文大藏上的一套格式，大部分都排除了。不能不算是一大革新。”(《吕澂佛学论着选集》卷三)从这里看出，吕澂对《大正藏》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至于《大正藏》的不足之处，未见他在文字上作明确的表述。但从他要重新编纂汉文大藏经目录来看，似乎他对《大正藏》的编目和各种经典的分类等，还是不很满意的，否则他也不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加以彻底重编了。吕澂的《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一文，在肯定《大正藏》在改订方面的优点后，接着又说：“汉文大藏经尽管经过了一再改编，现在看来仍觉得是不够的。像在分门别类，特别是在大乘经的门类方面，是带着以大部经作为标准的意味，所谓华严、大集等都是以容量庞大而予以独立地位(当然由判教的理论说，这些也代表了佛陀说法的某一个阶段，可以用为部门名目)，而合拢了这些部门，仍难看出大乘学说的全盘的体系如何。至于各部门的经典有译失译的复订，好像从来就没有为改编大藏者所注意，更不用说于中会简别出什么疑伪书籍来另作安排了。”(同上)这一大段话，表面上看似乎并未指明是针对《大正藏》而发，但从上下文看，它紧接在评价《大正藏》之文的后面，虽然是不满意现存的所有大藏经，但主要是不满意《大正藏》。从这一点上来说，吕澂还是指出了《大正藏》的不足之处。总之，吕澂对《大正藏》的评价还是比较全面的、客观的。

　　吕澂对于各版大藏经(包括日本《大正藏》)所作的研究，在佛教界和学术界影响都很巨大。1988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有关汉文大藏经的条目内容，有许多地方都吸取了吕澂对此所作研究的成果。

　　三、撰着《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佛教经籍，卷帙浩繁，编次混乱，给后人学习和研究带来种种困难。因此，吕澂很早就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一起，萌发了重编汉文大藏经的念头。从1927年起，他们即在支那内学院组织人员，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藏要》。经数十年的努力，共编成《藏要》三辑。这可以说是为《新编汉文大藏经》作准备的。抗日战争期间，欧阳竟无计划编印《精刻大藏经》，选集佛典5000余卷，芟荑疑伪，严别部类，自为缘起。当时吕澂是欧阳竟无的得力助手，所有考订辨伪等工作，都是他做的。遗憾的是这件大事刚筹划完毕不久，欧阳竟无即于1943年病逝，编印工作也就中止。抗战胜利后，吕澂也曾计划想在南京恢复支那内学院，以便继承欧阳竟无遗志，继续编印《精刻大藏经》，终因条件不具，未能成为事实。建国以后，他仍念念不忘这件大事，因此在60年代初就撰着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关于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缘起与目的，吕澂在《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一文的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现在就汉文大藏经中译本部分重作一番整理，另编新目，这对佛学的研究说来，是十分需要的。汉文大藏原以译本为主，从它们的编次上面可以反映出印度佛学体系是怎样组成，各种学说是怎样发展，乃至中国有翻译以来是怎样传播的。不用说这些都可作为佛学史、译经史等研究的重要参考。但是旧有的汉文大藏(这指我国历代刻印的乃至以后日本编印的而言)，总存在着一些缺点。或者是区分部类之不很恰当，或者是弃错了经本之失译与有译，或者是译撰不分而误收了疑伪之书，这就会模糊了读者的认识，使佛学的研究走入歧途。”“因此，对汉文大藏再作整理，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关于如何进行整理，吕澂指出：“最先要解决的是大乘经更加合理的区分部类问题，其次则为各别经籍有译失译的核实，然后再及其他。”

　　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其基本内容“分为五大类：一、经藏，二、律藏，三、论藏，四、密藏，五、撰述。前四类收译本，后一类收中国撰述”。其中经藏“总688部、2790卷”，律藏“总210部、879卷”，论藏“总196部、1394卷”，密藏“总388部、639卷”，撰述“总582部、4172卷”。这个目录，与过去各种藏经的目录相比较，在编次上有极大的不同。特别是“关于大乘经的分类，是和以前的各种藏经很有出入的”。它使大乘经的部类区分趋于比较合理，同时也对一些有译失译的经本进行了“核实”，即对许多原来失译或缺本新得之书，误题了译名的，一一加以刊定。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虽然至今尚未在实际编纂汉文大藏经中加以运用，但对后人研究汉文大藏经乃至整个佛学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