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第二故乡的发展举足轻重

　　王志远

　　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佛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并且与儒、道等思想文化互相作用,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王志远认为,佛教的众生平等与儒家的“仁”的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佛教思想中的“因果”二字更是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所不可避免的重要存在。同时,王志远为我们梳理了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揭示了中国作为佛教第二故乡在佛教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佛教在中国的传承

　　佛教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1998年,我担任“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组委会”的秘书长,有关部门在纪念活动的批示上加了四个字——“隆重热烈”,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这种重视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看法,我们已经把佛教看成是自己的宗教、文化了。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年间,博士弟子秦景先(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是为佛教初传标志。至今,佛教在中国发展已经有2012年。公元13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已逐渐消亡。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现在佛教在世界传播的主流也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南亚、东南亚地区有从印度传出的南传佛教,但是无论从数量、规模、典籍的保存等各方面来说都没法和中国相比。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佛教在中国发展并向越南、日本、韩国延伸,形成整个东亚大的佛教文化圈。并且早期从日本,现在又从中国向欧洲、美洲传播,所传的佛教都是以中国为主。

　　中国的佛教还有着特别丰富的内容,从佛教历史上看产生了上座部佛教(南传佛教大部分是上座部佛教,云南西双版纳也属上座部佛教,过去我们称之为“小乘佛教”)、汉传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藏传佛教(西藏、蒙古地区,过去称为“蒙藏佛教”)。因此,中国佛教具有四大语系: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蒙古语系。按照最新观点,我们以具有《大藏经》为标准,将佛教分为六个语系。除了梵语、满语之外,其他比较活跃的四个语系,汉传、藏传、南传、北传佛教,其传承都在中国的大地上。

　　过去的概念里没有把汉传佛教与北传佛教进行区隔。在近期举行的“蒙古佛教高层文化论坛”上,我们世界宗教研究所提出观点认为蒙藏佛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蒙古族对佛教的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与西藏相比,有很大的独立性。蒙古佛教有自己独立的经典,蒙古语的经典《丹珠尔》《甘珠尔》就是蒙古文《大藏经》,而且有自己的传承,有自己的呼图克图——活佛。

　　从内蒙古到蒙古,再到俄罗斯的几个共和国,已经形成很大的用蒙古语传播的佛教,把这些笼统地概括为藏传佛教,现在看来概念上是有缺陷的。

　　过去把蒙藏佛教称为“喇嘛教”,“喇嘛教”在涵盖面上很清楚,但用词不科学,相当于以“和尚教”代称佛教,是不合适的。我的老师任继愈先生在改革开放后撰写《中国佛教史》时用“藏传佛教”替代了“喇嘛教”的称呼。不过近几年来,我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藏传佛教”的说法使人看不清来龙去脉,使蒙古这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多的人口、这么长的传承湮灭在“藏传佛教”的概念里,而“藏传佛教”则被等同于“藏族佛教”。

　　我们现在确定语系的前提是有独立的《大藏经》,蒙古族有对《大藏经》的全部翻译和整理,甚至在汉语本里已经散佚的,在蒙语本中还有保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在学术上对一个客观的历史状态做描述。

　　认识到佛教在中国的四个传承,有助于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从中亦可见,佛教对中国文化有着全面、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

　　众生平等的博大精神

　　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中自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实,儒、道、佛以及其他文化又是相互影响,合为整体的,需要我们去有机地继承。

　　如果把人生中需要的传统文化比做一个房子,那么儒家是这个房子的大门,其他诸子百家都是窗户,其中两个大的窗户就是道和佛。没有窗户,房子会显得闷;没有大门,就没有可进出的“道”了。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形成一个体系,就是影响中国人思想的传统文化。

　　但是,中国人从来都分得清主从、本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直到现在,中国仍以“三省”来评价一个人。古代把读书人称为“儒生”,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儒生”就是狭隘地只指儒家,只看儒家的书,而是博览群书、读遍各家的。例如受儒家教育的人在商场、战场会很自然地应用兵家思想,而在生活中又秉承佛道精神,这在中国是极其正常而普遍的现象。

　　拘泥于孔孟学说,甚至其中很小一部分的“迂儒”才是狭窄而不全面地看儒家学说。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就有人纠字眼说“人”“众”指的是士人。其实,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亲亲仁仁”,只不过这个“亲”和“仁”不是毫无差别的。这是实事求是的,人不可能达到对所有人一样的爱,因此,礼有差等,爱有亲疏,这是客观的、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从儒家的很多观点来看,儒家是人生的哲学、人间的哲学,是人类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的,非常抽象的,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哲学。人生活在天地之间,社会之中,儒学还是会成为很有教益的指南。这个指南不一定细节上都准确,但是大的方向是没有错的。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给儒学作了补充,并且吸收了儒学的基本思想。比如孝顺,佛教在印度有这个因素,有对父母的情感,但是不突出,加上早期佛教讲究“灰身灭智”,不太强调家庭关系。进入中国之后,出家则是大孝,在家是小孝。出家是成就大我,可以为历世的父母超度,乃至以众生为父母,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某种意义上,这是把儒的仁爱精神扩大了。如果说儒家讲的是人人平等,“人皆可为舜尧”,大家都有成为圣贤的可能性,佛教则是更加扩大为众生平等,不仅人与人平等,人与一切生物也是平等的,要珍惜每一个生命。这个扩展造就了中国人宽厚仁爱的品性。古代虽然不讲“环保”这个概念,但中国人对鸟兽、对生灵都是很珍惜的。

　　佛教的某些思想也曾被认为是迷信落后,我认为,脱离历史条件,以某一时期的科技发展来盲目地批判历史是不对的。例如轮回思想,就有其积极意义。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讲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但现实生活并不全是这样,无法兑现的时候,人们积善的信心就可能动摇了。佛教提出业报轮回的观念,与先前的思想区别在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引发和造成的,由他本人承担。父母这一代做的好事是由父母自己在来生得到回应,儿女自己带来的后果受到“恶报”,也跟父母无关。这样就从一个整体家族的互相责任,归结到每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轮回观念在两个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一个方面是让人们有信心,做一个好人,此生不能做完的,来世还可以继续未尽的事业,这就是“死而不已”。所以,佛教在历史上是给人们带来期望的,哪怕最苦难的时候,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尤其是对那些志士仁人而言。另一方面,轮回观念对遏止人们做坏事有很大的作用,就像一个无形的警察要求人自律。除了道德说教、教育以外,自律在古代中国最有效的就是佛教的轮回观念所带来的。做了恶事要负责任,就是本人要受到报应,这是很让一些人的灵魂战栗的。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的忠孝与佛家的因果

　　儒家礼乐文化是现实的陶冶。礼主差等,分上下尊卑,但是过分讲究尊卑就会导致对立,因此,乐主和谐。通过两套不同制度,礼乐在古代既保持了秩序又保持了和谐的亲情。

　　佛教同样有类似的思想。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但并不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平均主义,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在成佛的道路上是平等的。每个人造业,包括善业、恶业、不善不恶业,会有相应结果,因此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虽然福报不同,但是佛教要求每一个人并不去埋怨别人,而是追问、叩问自己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福报,从而经过努力去得到,因为福报是不可能无缘无故就来到自己身边的。佛教既让人们有一种取得平等的希望、尊严,又不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永远的攀比和无尽的埋怨。攀比只能带来烦恼,用现在的话说是幸福指数上不去,这实际上是主观因素,用儒家的话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我曾与河北柏林寺方丈净慧长老谈天,说到儒家和佛家两大思想派别对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贡献,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的两个字是“忠孝”,以孝为本,移孝作忠。普遍来看,中国人在交朋友时会不知不觉地考察其是否孝顺父母,假如风闻其不孝顺,就会逐渐疏远。孝成为最起码的做人准则。而一个孝顺的人必然会对朋友忠、对事业忠、对国家忠。儒家理论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即“忠孝”。

　　佛教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则是“因果”二字。明清以后的小说,无论是从《金瓶梅》到《红楼梦》,还是《三言二拍》等等着作,甚至戏曲,无不能看出佛教文化“因果”二字的深入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因果相应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说,纠正不相应的因果,才能达到平衡与和谐,浮躁也就减少了。

　　佛教教人以平和的态度积极进取,以善因得善果,通过自己努力去获得相应的福报,这种思想对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佛教没有完成现代化的转变,上个世纪以来,佛教始终没有作为一个健康的、主动的、积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之下,人们认识到中国佛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重新加以重视。佛教得到了发展与转变的一个契机。

　　现在离辛亥革命已经整整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佛教的服务对象和自身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佛教服务于帝王、贵族,佛教徒本人就是臣民。辛亥革命之后,所有中国人变成平等的公民,不再有天子与臣民之分。佛教徒作为独立的人,需要为现代社会作贡献。佛教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可是这个转变没有完成,公民佛教,或者说完善的平民佛教并没有如期到来。我们需要像释迦牟尼遍游各地、讲经弘法一样,请佛走下神坛,从社会中来,走回到社会中去。

　　佛教应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导师、心理辅导师、人生引导者。目前这个转变过程还只是刚刚在进行中,还有相当的一个进程。但是公民佛教的到来是必然的。

　　近年来,僧人出现青年化趋势,和社会的距离越来越拉近,数十位乃至上百位年轻僧人在全国各地讲经说法,受到了一定民众的喜爱。他们用现代语言进行演讲,将经典、古文以现代语言表达出来,带动佛教走出经典、走出寺院,蜕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佛教。而在这群年轻僧人之中,也将会涌现出一些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