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 带到日本的这些，影响日本到现代
发布时间：2023-01-25 09:25:39作者：经藏网在江苏扬州古刹大明寺的鉴真纪念堂庭院之中，树立着一座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赠送的石灯笼。中日两国的文化，就这样融汇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庭院里。而架起这座文化桥梁的，正是寺庙的主人——历代的得道高僧们。连接中日文化的得道高僧。
森本孝顺长老赠送的石灯笼鉴真东渡
说起来，佛教很久以前就传入日本。早在公元604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里，就明确宣布要“笃敬三宝”。所谓“三宝”，指的就是佛法僧。
佛教东渐日本，对当时还在热衷巫术崇拜的古代日本人精神世界产生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日本佛教学者村上专精所说，“佛教初传到本土，东海灵岛之民深深领悟佛陀大悲的圆音，佛法真如冲破无明长夜的黑暗，呈现明月般的光辉。”但日本佛教并不是直接来自其起源地（南亚次大鉴真陆）。佛教先是在东汉时传入中原，而后再以汉传佛经的形式向四处传播，终于经过百济（在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及至日本。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 ：
其一，百济与江南有海路可通，故在 384 年从东晋接受了佛教的下赐。之后，百济还派遣使者到南梁寻求佛法。这样一来，从百济传到日本的佛教就带上了江南的印迹，至今日本佛经仍然要用“吴音”来念（如“任”念 nin），大约就是彼时流传下来的习惯——尽管平安时代的天皇曾经发布政令鼓励人们学习“汉音”（“遣唐使”们模仿的唐代长安音，如“人”念jin）。
大明寺鉴真纪念堂其二，早期佛教在远道流传中土的过程中已不免有所讹误—譬如玄奘和尚便是苦于译著不善，才甘愿亲身涉险，前往天竺求取真经。再经过百济这个“二道贩子”转手之后，传到日本的佛教自然就更加混乱——就连僧尼取得正式僧籍必需的“具足戒”，也因难以凑齐有资格作“三师七证”的高僧大德而无法授受。这就是所谓的“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如此一来，相比之下显得极为完备的唐朝佛教戒律与授戒制度，令日本朝廷和僧界自惭形秽。因此，“唐代中国也变为成千上万日本朝圣者的目的地，这些朝圣者在寺院修习，并且将雕像和经文的抄本带回日本。他们和日本贡使团成为许多中国城市常见的景象”。742 年，即将返日的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二人专程到扬州拜谒高僧鉴真（时为大明寺的律宗大师），恳邀鉴真赴日本传播佛教。时年已 55 岁的鉴真接受了邀请。从 742 到 753 年，在长达 11 年的时间里，鉴真及其随从历经艰难险阻，在经过 5 次东渡的失败后，终于在 754 年 1 月 23 日抵达日本九州岛，先后追随其赴日者死 36人、退 200 余人，最后随入日本的仅有 24 人。
鉴真雕像鉴真东渡的初衷，自然是弘扬佛法。鉴真随船带去大量的佛教典籍，这些经典逐渐改变了日本经书错误百出的局面。754 年，孝谦天皇特颁诏书，授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名号。两年之后，鉴真又被日本天皇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首次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轨。因日本各地来学习戒律的僧人络绎不绝，鉴真还督造了仿中国唐朝建筑的木结构“唐招提寺”。
鉴真所处的盛唐时期，中华文化在整个东亚是高屋建瓴一般的存在。在文字和文学语言、哲学、法律和制度等诸多方面，唐代文化对彼时日本的影响可以说是已达顶点，用“全盘唐化”来形容后者亦不为过。因此，鉴真在日本居留长达十年，所带去的又何止是佛法。中国的书法在传入日本后被称为“书道”。鉴真在第六次东渡的时候，携带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一幅、王献之的行书真迹三幅，以及其他各种书法 50 卷，日本对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尤为推崇，学习王书一时就成了“书道”的主流。
另一方面，日本医药，在鉴真东渡以前，基本操纵在僧侣们的手里，专业的医师还没有成长起来。鉴真则是熟识医术，甚至能用鼻子嗅辨药物而绝无差错。他又大力传播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留有《鉴上人秘方》一卷。于是，鉴真也被誉为“日本汉方医药之祖”。据说，迟至 17、18 世纪，日本药店的药袋上，都还印着鉴真的图像。
甚至颇有特色的日本豆腐，也是鉴真带去的舶来之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 ：“豆腐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到了唐代，豆腐已是僧侣的日常食品，许多豆腐制品被称为“素肉”。而日本《唐大和上东征传》则记载，鉴真东渡时也将豆腐带上船，东传日本。鉴真到达日本之后，日本关于豆腐的记载才逐渐出现。因而，日本的豆腐匠人将鉴真奉为日本“豆腐师祖”。每到鉴真逝世的周年祭日，日本形形色色的各路匠人都前往鉴真弘法的城市奈良，纪念传播佛法的唐大和尚鉴真，其中就有品评素斋和豆腐的习俗。正因如此，鉴真被日本人称为“天平之甍”，意即其成就足以代表天平（奈良）时代文化的高峰。可以说，用“日本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大恩人”来评价鉴真，是毫不为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