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休罗汉画的趣味之处在哪儿？其呈现方式是怎样的？

导语：贯休罗汉画的趣味之处在哪儿？其呈现方式是怎样的？

今天我们来看晚唐、五代的人物画，虽然他们受到战争的影响，但它的发展并未呈现出一种衰退的迹象，反而在中唐人物画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所以说，晚唐的人物画绝对不是没落的余韵，而是一个连绵不断且有复兴气象的壮丽景观。在唐代中期，诗歌领域的复兴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在绘画领域内，这种复兴可能要到晚唐才开始，至五代则成为了一个繁荣发展的局面。如果我们说盛唐时期的人物画以吴道子、周昉等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代表的话，那么晚唐则出现了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画家，如孙位、周文矩、贯休等人。

从文献记载和流传至今的作品来看，晚唐的人物画主要以宫廷生活和道释为主，主题格调已较中唐时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这一时期内画家在绘画上不再以表现宫廷生活的盛大、华丽为主，而转向了一种极具个人化的性情的表达。五代虽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历史时期，但在绘画艺术上它却有着极大的贡献，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代的绘画重镇是当时的南唐和西蜀，这都是长江流域的南方小朝廷，这两个政府因为远离战争，而得以相对安宁，也是画家集中存在和得以安心创作的优良场所。而且，在这两个政府机构内均产生了影响绘画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即宫廷画院的成立。如五代南唐画家董源就是南唐的画院画家，花鸟画大家黄筌则来自于西蜀的宫廷画院，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文化事业自然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

晚唐五代时期的人物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期，而作为其中之一的罗汉画创作也是当时绘画的一个重要主题，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得知这时的罗汉画也是处于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不仅产生了许多擅长罗汉画的画家，更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绘画风格样式。如以张玄为代表的“世态相”风格与以贯休为代表的“野逸体”风格就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两种罗汉画图式，尤其是贯休的罗汉画，以至成为了后来画史上竞相学习的典范。以我们今日对画史的了解来看，在当时的花鸟画领域出现了“徐、黄异体”之说，“徐”是指徐熙，他的绘画代表着野逸一路的画风，“黄”是黄筌，他的画风是“富贵”的代表。

但事实上在晚唐五代的人物画领域里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异体”：一是以周文矩、顾闳中等人为代表的“富贵”风格，另一种便是以贯休为代表的野逸体的风格，在这两种绘画趣味的形成，首先与他们所选的绘画题材有关，或者说这两种趣味是通过的不同的题材来得以呈现的。首先根据文献的记载，我们知道周文矩和顾闳中是以表现宫廷生活和场景擅长的画家，而贯休的绘画描绘的更多的是道释、神仙以及古僻诡怪的人物题材，宫廷生活很少会进入到他的视野之中。这种在题材上的不同选择，或造成了不同画家在绘画风格上的单一面貌，但对于画家个体而言，正是由于对某种特殊题材的偏爱，才造成了某种特殊的风格样式，而且还使得这种风格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

当然这是从不同题材的角度来看晚唐、五代时期的人物画中“野逸”与“富贵”之别的。对罗汉形象有过描绘的另一主题便是禅宗画。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约在梁武帝时期，曾来到中国，面壁参禅，他早期的弟子都是一些苦行僧，他们探究一种简易、直觉的方式求得觉悟，通过冥思获得佛性。他们也尝试不借助佛教典籍与惯用的诵经礼拜而修成正果，早期禅宗大师借鉴了道教彻悟的信仰，认为领悟只能以心传心，而非凭借文字。在达摩之后的第六世祖神秀追求一种“渐悟”的方式，而南方的慧能则主张“顿悟”，即当心灵完全空虚，自性清静，此刻才有自发的心灵眼光见到现象世界的绝对本质。大约在八世纪左右，慧能的顿悟即所谓的南宗，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印度及中亚美术中的表现明暗色彩的“凹凸画”对中国传统的人物画的表现方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样它对五代时期贯休罗汉画的表现形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总而言之，我认为在贯休的绘画中，对唐代古典传统的继承和反古典的潮流，在其绘画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他在绘画的题材上固定为罗汉画的创作，而不再关心其他的别的题材，这就使其在绘画中蕴含了更多的主观性，使个人风格也更为强烈，这也成为了他“野逸”风格的基础。同时贯休虽在艺术上进行独创，但他并不排斥传统的营养，他仍然继承了来自唐代的传统经典样式，并做了适当地改造，以符合个人表现中的“野逸”追求。

而且，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贯休加强了对笔墨问题的思考，虽然我们没有相关文献来证明他确实在这方面有所探索，但根据其流传至今的许多作品，仍可以感受到他的努力。或由于他在禅学上的修养，使其更热衷于一种古怪的造型或“狂肆”的笔墨。当然，贯休的笔墨特点除了本人性格中的狂逸之外，或许受到了如山水画等其他画科的启发或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将贯休的罗汉画视作是他在中国人物画“语言”上所作出的又一次变革，他的罗汉画在后代的画史中又受到了很多画家的更加自觉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