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你同样看到枯树，我只当它是枯树，你却把它当成和众生一样的生命来看待，我等惭愧啊！”

弘一法师出家之后，俗家的朋友经常来看他，与他探讨各种问题，徐悲鸿就是其中之一。

徐悲鸿每次来弘一法师所在的寺庙，都会留意周围的景色，或许这是作为一名画家的本能吧。他想将沿途的景色记载脑海里，回去之后将它展示在宣纸上。

有一次，徐悲鸿突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山中有一株枯死多年的古木，竟然发出了嫩芽！

徐悲鸿对这种“枯木逢春”感到非常不可思议，难道弘一法师住在这里，连山上的树都有灵性了吗？在见到弘一法师之后，徐悲鸿非常不解的提出自己的疑问：“此枯木发芽，是因为您来到此山，感动了它吗？”

弘一法师听闻之后，双手合十道：“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慢慢活过来的。”

徐悲鸿听完弘一法师的解释之后，肃然起敬！

原来，世人都当活物才是生命，没想到弘一法师竟然对死物都如此仁慈。这样悲天怜悯之人，怎能不让徐悲鸿这“俗人”惭愧？

弘一法师的“佛性”并非天生就有，而是从小在家里耳濡目染形成的。

弘一法师只是他的佛号，他本名李叔同，父亲李世珍乃是津门第一盐商。生在这样的家族，自然是集千般宠爱于一身的。可是，李家家风甚严，父母对他的教育从不曾懈怠。

除此之外，李家还有一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信奉佛教。

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

作为虔诚的佛教徒，李叔同的父母不仅乐善好施，每当在院子里看到受伤的小动物，他们总会吩咐下人要小心医治，等它们痊愈之后再行放生。

李叔同对于“佛性”的认知，大概始于此吧。李叔同的父亲在他五岁那年就去世了，因此李叔同对父亲的回忆并不多，但都非常深刻。

在这种家庭里长大的李叔同，为死去的“枯木”浇水，也就可以理解了。

又有一次，徐悲鸿在探望弘一法师的路上，看到一只花豹朝法师所在的屋奔去。徐悲鸿看到此情此景，赶紧从地上捡起一块儿石头跑过去。此危急存亡，晚一步怕是法师就没命了！

正当徐悲鸿狂奔的时候，弘一法师从屋里走了出来。那只花豹在法师面前走来走去，神态十分镇定，倒是徐悲鸿的慌乱，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枯木逢春”是因为浇水而致，倒也可以理解。毕竟人有起死回生之术，枯木就没有逢春之日了？可是眼前这只花豹，是不折不扣的凶兽，它随时可能要了法师的性命！

若不是亲眼所见，徐悲鸿怎会相信？

于是，徐悲鸿大胆地猜测，这只花豹一定是被弘一法师的“佛性”感化，诚心“皈依”法师的。不过，经过了上一次的教训，徐悲鸿也不敢贸然询问，只是试探性的问道：“这只花豹看起来像是山中猛兽，为何在这里却如此悠闲自在？”

弘一法师找了一墩儿石凳坐下，花豹也跟着卧在他身旁，然后挥手示意徐悲鸿坐下。继而说道：“它先前被人擒住，几乎要被打死。是我出手相救、替它疗伤，并把它放回山林，因此它并不会伤害我。”

恰如《华严经》所言：于一切众生，当如慈母。

世上能把一切众生当成“子女”的，又有几人？枯木可以逢春，猛兽可以近人，这都是弘一法师慈悲的表现。“慈母”是从不对子女索取回报的，她们只是在做该做的事情。

经过这两次事件之后，徐悲鸿对弘一法师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就像弘一法师的弟子丰子恺所说：法师已经处在第三层楼上，即他现在所过的是灵魂生活。

然而，灵魂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弘一法师还有一个朋友，名叫夏丐尊，他讲了一个关于弘一法师的小故事。

话说有一年，弘一法师偶然路过上海，忽然起兴，想要去买一些活体字，用以印刷佛经、传播佛法。买回来之后，法师带着这一堆“活体字”重又回到了山里。

法师是一个说干就干的行动派，刚刚回到山里，就开始摆置这些“字”。摆着摆着，弘一法师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字大小不一、行列不匀，印刷出来的佛经，肯定也是歪三倒四的。

由此，弘一法师便把这些“活体字”全都束之高阁。然后发愿，要自己亲手刻活体字“模板”，用这些亲手刻的字去印刷佛经。

于是，弘一法师依照心中之佛法，每天刻数十个字。每当刻出来的字不合心意，就会重新去刻。

一个月后，弘一法师突然停止了刻字，正巧夏丐尊在身边。于是，夏丐尊就问发生了什么情况？弘一法师将手中刻刀放下，然后说道：

“刀部的字，多有杀伤意，不忍下笔。”

夏丐尊听了弘一法师的解释之后，不由得赞叹道：“其慈悲恻隐，有如此者？”

弘一法师的话若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未免有些可笑。一边执刻刀断木，一边对刀部的字不忍下手。

这就不得不提到弘一法师出家之后，他的日本妻子不远万里追到寺庙，恳请与他见上一面。弘一法师百般拒绝之后，终于在妻子临走之际，与她见了一面。面对妻子的质问什么是爱，弘一法师如是道：

“爱，就是慈悲。”

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绝望、敌人、思想的袭击，并对它们施以仁慈的时候，他的境界一定是灵魂生活。